近些年来,“金砖四国”国际投资活动日趋活跃,四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从1992年的8.89%变成2017年的18.48%,相比之下,“金砖四国”的对外投资额（OFDI）有了更加显著的增长,从1992年的2.81%变成2017年的11.93%。针对“金砖国家”快速发展并且不断扩大的吸引外资额（FDI）和对外投资额（OFDI）,我们需要对其发展规律进行研究。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从理论的角度对“金砖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投资（OFDI）的变化趋势给出了解释。但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只是FDI和OFDI增长的理论变化趋势,而每个国家的实际的情况更加复杂。在实践中,“金砖四国”的对外投资是否符合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四国之间的投资发展路径是否会有所差异?本文在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的基础上检验和比较“金砖四国”,丰富和拓展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理论。本文首先介绍了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以及扩展。其次,利用“金砖四国”各个国家的数据绘制出人均NOI随着人均GDP变化的对比折现图,初步判断出巴西不符合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中国处于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的第四阶段,印度处于投资发展路径（IDP）的第二阶段,俄罗斯处于投资发展路径（IDP）的第三阶段。接着,通过引入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来考察四国人均NOI与人均GDP的因果关系,并且基于“金砖四国”各国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二次函数模型对“金砖四国”的历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投资发展路径（IDP）阶段划分,判断四国处于该理论的哪个阶段,所得参数是否符合U型曲线假说。最后,基于政策角度,对“金砖四国”投资发展路径（IDP）差异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我们研究发现:除了巴西以外,中国、印度对外净投资（对外投资减去吸引外资的差）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所描述的阶段性特征相吻合,俄罗斯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从政策角度来说,巴西对外商投资企业既没有过多的政策优惠也没有明显的政策限制,总体上可以促进外资的吸收,但是没有相应的政策来发展国内对外投资,因此吸收能力最弱,进一步导致无法满足IDP理论。中国和印度对待外商投资企业是一种本国利益主导的引资政策,因此可以适用于IDP理论。相对而言,俄罗斯长期以来政局动荡不安以及不佳的经济形势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对外投资的发展,投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