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写到“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里波伏娃所谈论的就是性别。随后，性别这个词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它的使用者每当谈到妇女的社会生活时，就会提及波伏娃的这一伟大著作，性别也很快进入到了语言及文学范畴。翻译一直以来被看作是一种转喻，用来描述妇女进入公共范围时的行为规范，路易斯·冯·弗罗托认为妇女翻译她们的个人语言以及她们特有的话语形式，直到最后发展成一种性别排斥的结果。在女性主义时代，被女性主义思想强烈影响的翻译工作对翻译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妇女运动将语言定义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因此许多女性时代的妇女在翻译中也会面临介入的问题:译者何时以及该怎样对文本进行改正？何种程度的改正才能被看作是一种忠实？　　在传统译论中，几乎与翻译有关的所有探讨，都涉及“忠实”这个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忠实就是忠实于原文，对原文的任何调整就是不忠。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带有父权特征的传统忠实观进行了批判与解构。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构了传统的翻译忠实观，并提出了建立在忠实观之上的“写作项目”。本文进一步从哲学、道德、操作层面对传统忠实观进行了批判，并在西方女性主义浪潮中重建翻译的忠实观。本文选取Maxine Hong Kingston的The Woman Warrior以及李剑波、陆承毅合译的中文版本《女勇士》为对比分析文本，探讨了在中国语境下，受女性主义影响的忠实研究。作者发现，译者并没有在传统意义上忠实于原文，而是秉承了原文的女性主义思想，与原作者一起构建了一个隐性的“写作项目”。译者的忠实就建立在这个隐性的“写作项目”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