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通过各种传播手段进行国际传播,在世界信息格局中一方面传递自我声音、表达相关事务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是是建构文化和形象的过程。国家形象本是一个非常模糊和非常复杂的概念,原因在于“国家”本身的复杂性和构成主体的异质性、多元性;形象的塑造并不只在于自己表述,而是在自身塑造、塑造他人和他人塑造的博弈中不断确立并完善的,其建构过程是发展的、辨证的、长期的。但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资本的积聚,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相对固化的趋势比较突出,导致“国家形象”的塑造越发被世界范围内实力强大和有传播话语权的国家和地区所垄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间软实力的竞争对国际格局和体系带来更深刻的影响。话语权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争夺的重要焦点,同时,形象也变成国家的重要资产,关乎国家安全。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为案例,通过它对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道,来分析国际传播格局中对文化“他者”形象的建构范式或路径。研究以道琼斯新闻数据库作为数据获取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检索关键词,共收集有效数据492个。借助媒介框架理论,从报道内容来源、话语态度、报道类型、主体性设置、主题框架、建构策略和隐喻使用等类目对新闻报道进行考察。本研究借助费尔克劳批判话语分析模型和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聚焦《泰晤士报》对“他者”的形象建构路径。通过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对《泰晤士报》报道内容由微观至宏观的分析,借助技术手段展现其报道特点。尝试以此分析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如何在动态主体的背景下建构“他者”的国家形象,从而在历时性的角度尝试再现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规律,更加深刻把握国际主流媒体的传播规律,以期为当今国际传播格局的突破和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寻求出路。研究发现,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对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道呈现出以官方信息为基础,将话语建构和立场编织进新闻信息并进行报道的特点,报道大多采用通讯的形式。在建构新闻话语时,《泰晤士报》更多采用结构性隐喻,用其受众熟悉的语言表达方式,传递具有当地文化色彩和报道态度倾向的丰富意味。对“他者”社会主要事件报道时,《泰晤士报》主要采用冲突框架,通过强调不同主体在报道事件中的责任,向受众传递新闻报道的态度和立场,并通过人情味框架,放大受众的体验。在报道中,《泰晤士报》针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绝大多数采用了消极的话语范式。《泰晤士报》对“他者”的形象建构规律是国际社会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必然结果,在中英两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下,《泰晤士报》也顺流而下,呈现出三个阶段的报道规律:第一阶段为1986年之前,这一阶段报道数量极少;第二阶段为1986年至2010年附近,报道数量上存在波动,且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第三阶段为2010年左右至今,这一阶段关注度和报道度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且报道量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研究也验证了这样的假设,即,在国际秩序和格局日益变幻的当下,国家的发展轨道和发展程度对国际传播格局构建影响深刻;同时,除了硬实力建设外,话语权建构是国家软实力的综合竞争,亦对国际关系生态带来深刻的影响。以“他者”的视角看待《泰晤士报》的对我国形象的塑造,是对其话语建构思路和模式的考察,也就是说,《泰晤士报》是在系列政治性报道中从其自身的框架出发建构自我形象的时候完成了对中国的建构;其报道框架和话语范式也为我国国际化媒体的国际表达提供参考,同时也为中国自身形象的塑造带来镜鉴。由此进一步思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首先应当掌握西方话语表达和建构的框架机制基础上,探索一套符合中国文化特点和社会性质而又国际化的叙事方式和话语体系;同时,从思想高度把握和传播话语范式更新基础上,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提炼具体而微的议题,从日益发展的信息传播新技术中创造多样有效的平台,将中国故事的讲述融入世界故事表达序列;在这个思维视角下创新话语和观点表达方式、手段、平台,举重若轻,以国际受众喜闻乐见、更容易接触、更感兴趣的方式,阐释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塑造国际社会中的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