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扩大就业需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是难以解决就业不足问题的。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回落,就业问题随之日益突出。为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良性互动,仍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与政策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实际GDP由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159529.8亿元,年均增长率达9.2%,与此同时,就业人口在44年间增长了1.9倍,年均增长率达1.4%,从整体来看我国呈现出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态势。作为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面对复杂多变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我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不断完善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协同、与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相适应的就业政策体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但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并不是一直维持“高增长,高就业”态势,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区域内,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存在非一致性。在经济增速放缓与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形势面临着诸多压力,主要来源于结构性就业问题、供给侧改革引发大量转岗就业、科技进步对就业的替代效应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抑制用工需求等问题。因此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就业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并且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入手,探究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路径,为“稳增长”和“促就业”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梳理了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理论,基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影响总结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为后文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的成因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省级面板和市级面板数据,运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分别从三个视角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展开研究,分别是:在非线性框架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总体性分析;不同经济增长要素驱动模式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阶段性差异;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基础上,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区域差异。最后建立就业弹性影响因素评价模型进一步探究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存在时空差异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核心内容包含以下四个部分。第一,从现状分析层面,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演变特征来看,经济总量与就业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均大幅度增加,但二者增长速度不一致,并表现出了阶段性特征。经济增长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变趋势相一致,但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对整体就业的带动作用减弱,表现为整体就业弹性逐年下降,并且经济增长每1%所带动的全部就业人数逐渐减少。但经济增长对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并没有明显下降,经济每增长1%所带动的非农就业人数是不断增加的;从区域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演变特征来看,四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扩大,而就业规模的差距逐渐缩小。省份之间的经济差距与就业规模差距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东北地区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就业水平上来看与其他三个区域的差距逐渐拉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就业规模的扩大,就业弹性为正但存在区域差异性,东北地区的就业弹性最小且逐年下降。进一步通过经济增速与就业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就业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就业增长率三种耦合方式考察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空间演化特征,并发现不同区域之间三种耦合类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并且近十年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渐放缓,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空间非一致性增强。第二,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进行总体性实证分析得出,经济增长能够显著促进就业水平的提升,但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特征,符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限模型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关系,研究发现:当经济增速低于0.083时,经济增长对就业具有显著地正向效应;当经济增速高于0.083时,经济增长对就业依然具有正向效应但是作用大小明显减弱。我国经济增长能够带动就业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区域异质性下的经济增长作用存在差异、并且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经济要素的边际效应递减,当经济增速位于高区制时对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并且进一步从时间维度和地区维度的划分得出,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区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速大于门限值的样本数较多,而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经济增速大于门限值的样本数较少。第三,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阶段性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经济增长要素驱动模式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均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基于经济增长要素驱动模式对1978年至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时段划分,首先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分析方法对不同时段内经济增长对就业带动作用的差异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后这种拉动作用逐步减小,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2010年后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就业拉动作用有所回升。经济增长对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显著大于对整体就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引入经济增长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发现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弱。其次运用系统GMM模型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就业弹性影响因素的综合评价模型,探究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作为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要素比较优势的过程,随着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从早期劳动要素投入驱动为主阶段转向资本要素与自主创新共同驱动为主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经历了剧烈的调整和改革,这些因素在不同阶段内对就业的作用差异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的原因。第四,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不同区域内经济增长与就业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经济增长对就业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基于市级面板数据,首先在考虑经济增长空间效应的基础上,建立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不同区域内经济增长对就业带动作用的差异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经济增长对就业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对就业的正向溢出效应,如不考虑空间效应因素将会高估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从区域层面来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城市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最大,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小,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相当。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溢出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最大,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存在负向的溢出效应。其次运用系统GMM模型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就业弹性影响因素的综合评价模型,探究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区域间工业化程度、技术进步水平、民营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化率的差异是造成四大区域经济增长就业吸纳能力不同的主要原因,并且各因素对就业弹性影响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综上,本文从多角度、深层次地论证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时空差异,并且分析了造成时空差异的成因。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为我国“稳增长”“促就业”的目标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