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陈宗祥医生推荐使用并介绍购买非对症的印度代购药品案在2019年引起轩然大波。从法律的角度,陈宗祥案造成这样的结果从其根源处抓起实际上是对行医权界定不清,对其权利保护未形成模式化救济途径而导致类似案件卷入灰色地带。在法治的轨道下,要想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应,需满足公众对行为正当性的需求和期望。医院是承担国家供给行政的独立行政法人,属于公共营造物,担负着提供医疗社会保障的公共事务。医院作为独立行政法人,从公共的立场出发负责实施医疗保障的公共事务及国家事业,对于国民生活的安定及社会经济健全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医生供职于医院,向患者进行诊治,行使的是公的权力,在提供医疗社会保障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的行政作用。医生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医生采取治疗措施既能帮助患者治疗疾病,促其身体健康,为患者带来积极效果,又可能因治疗行为本身具有侵袭性,不可避免地造成患者身上的残缺、生理机能的损害,甚至死亡等严重后果。在陈宗祥案中,该行为究竟是否属于行医权权限范围内,不同行为的定性结果又有何不同值得研究。一方面,聚焦于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对于行医权的范围分析,结合案例将行医权分为处方权和用药建议权,分析二者用药权限的范围,结合案例分析假药的定义,提出“假药不假”;另一方面,结合宪法和法律规范,从医院在国家行政供给中扮演的公的角色入手,为两种权力分别提出概念、性质、特点和对象范围、责任豁免的要件,引入或者类比行政指导的行政行为模式,进而设计问责中的正当程序,以求对医生行使行医权中出现的用药纠纷加以公平对待,从现有法律法规的角度、以小见大、切合医疗实际情况加以分析,调整和构建法治化的行医权行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