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群体性事件年”,各种由不同诉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从“甘肃陇南”事件到“陕西府古”事件,从重庆、三亚等地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到哈尔滨、上海、深圳等地警民冲突事件。一部分群体性事件诉求群体和政府由最初的对话走向对抗,直接冲击党政机关,采取打砸抢烧等暴力手段,给党和政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有一部分群体性事件迅速得到了平息,包括重庆、三亚等地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形形色色的群体性事件大体上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处置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提醒政府,需要最大限度地突破惯性思维和旧有模式,以更从容、更平和、更人性的态度应对群体性事件,建立部门联动和社会协商机制,将个案的成功转化为机制的优势,扩张整个制度体系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包容性。本文首先回顾国内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一些研究文献和理论成果,总结国内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观点和处置策略,区分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和组织化群体性事件的概念,选择社情民情较为复杂的东部沿海开放城市——温州作为群体性事件分类的研究样本,力求此分类最大程度涵盖近年来国内发生的主流群体性事件,从政府自身的角度分析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所在。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撷取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有着深远影响的“贵州瓮安”、“甘肃陇南”、“云南孟连”、“重庆出租车罢工”、“川渝教师罢课”等五大群体性事件作为具体研究对象,分析整个事件的基本情况、处置过程、发生背景和处置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群体性事件政府部门联动处置和建立社会协商机制的一些具体化、可操作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