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现货黄金白银、原油芳烃、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在国内呈爆发式发展,部分交易平台以类似期货交易机制为基础,肆意招揽客户投资,刻意规避金融监管红线,开展非法期货交易活动。2014年“3?15”晚会揭露的白银现货交易黑幕以及2016年“焦点访谈”曝光的北京石油交易所投资陷阱,使得现货交易非法期货化问题逐渐被大众熟知与关注。非法期货交易认定案件的日益增多及日趋复杂化正考验着我国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的时效性与成熟度。我国非法期货交易的缘起、泛滥及整改具有其特殊时期的历史背景,部分整顿保留的现货交易场所披着合法的外衣逐渐演变成非法期货交易。综观我国非法期货交易认定标准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从“形式要件”认定标准到“形式要件与功能要件相结合”认定标准逐步完善的过程。但在具体案件适用中仍存在三重隐患:第一,形式要件上,有关期货交易的核心交易机制不明,导致远期现货交易正常化扩张创新发展受限;第二,功能要件上,基于合同条款的交易目的探析不清,实质标准的阙如导致投机之风盛行;第三,认定方式上,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的混同,易异化司法审判职能,降低司法公信力。通过对国外有关非法期货交易认定标准的考察,其中一些经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国外明确将具有期货交易功能及风险的远期等场外交易纳入期货立法的统一监管;明确期货合同是期货与现货市场区辨之要害,注重期货合同内容的考察及整体情形的方式以综合分析交易目的;明确司法认定效力的终极性。对此,我们应当重新着眼于期货交易的法律结构分析,厘定期货交易核心风险要素;通过合约审视加强交易目的的探析;以及注重行政认定意见在司法诉讼中作为证据的可采性分析。在充分对上述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之后,本文提出完善我国非法期货交易认定标准的一些可行性措施。第一,对于非法期货交易的认定应当树立在“管理”与“发展”平衡、“形式”与“功能”兼顾的基础理念之上。第二,在形式要件认定标准上,可以采用“核心机制与风险管理”的模式,对现、期货的调整范围进行原则性的界定,将类似期货交易风险的交易活动统一纳入期货交易的监管范畴;在功能要件认定标准上,可以采用“内容考量与合同检视”的模式,对交易合同的具体内容进行实质性认定,在此基础上判断实质期货交易的交易目的;在逻辑论证上,可以采用“逻辑构建与价值论证”的模式作为非法期货交易综合性判断标准,最终得出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又与期货市场价值理念相吻合的认定结论。第三,明确司法认定的中立性以及权威性,在确有必要予以行政认定的案件中应当做好相关证据的司法审查。尤其重要的是,非法期货交易的认定标准并非一层不变,而是根据金融创新以及司法实践中具体事实的需要进行的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