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微观设计,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也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乡村“善治”既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也少不了民间组织的参与。农村老年协会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由老年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民间组织,近年来,这股力量在乡村社会中得到蓬勃发展并在基层治理中释放了“银色正能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桂北侗寨老年协会为个案,通过运用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探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中的正功能和反功能,并分别分析其正功能和反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进而思考在乡村振兴等时代背景下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功能充分发挥及功能替代问题。研究发现,作为由传统社会时期“寨老”组织转化而来的民间组织,侗寨老年协会在乡村治理的参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正功能,其显在的正功能表现为增进老年福利、供给公共物品和维护社会稳定,潜在的正功能主要有升华自我价值、助推民主自治和传承传统文化。老年协会之所以能参与到侗寨治理中并发挥积极功能绝非偶然:从内部因素来看,侗族特有文化体系中所蕴含的集体情感以及侗族传统社会中“款”、“寨老”组织的历史经验分别是其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应对“内卷化”、“空心化”等基层治理困境的现实需要以及国家权力从农村撤退而后嵌入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的生长空间分别是其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此外,还得警惕老年协会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已经出现或者可能会出现的负面影响,其显在的反功能表现在滋生个人私欲和延宕法治进程等方面,而其潜在的反功能则是可能导致权力失衡和影响乡村秩序等。老年协会之所以在侗寨治理中会出现这些消极功能:从内部因素来看,由信仰解体所导致的约束力和凝聚力的下降与由“官民二重性”所引发的角色模糊,分别是其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从外部因素来看,伴随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而来的文化冲击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方的监管不足,分别是其主要原因和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