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随着人类活动范围和规模的扩大，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解决环境问题刻不容缓。环境问题是世界性议题，世界各国面对环境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理，我国也积极采取措施治理环境污染。国家高度重视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行了史上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十九大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我国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标志着多元化的环境治理体系的建立，我国环境规制模式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向自我规制模式转变。
　　社会自我规制的词义较为宽泛，本文中的社会自我规制不是纯粹的社会自治，而是指有政府介入型的社会自我规制，我国环境自我规制主要分为政府诱导型和国家参与型两种类型，政府诱导型是政府通过政策或经济激励等手段进行诱导，促使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进行社会自我规制；国家参与型是政府与社会主体签订环境协议，并监督社会主体实施，从而实现环境规制目的的模式。政府在环境自我规制过程中扮演诱导者、监督者、保障者的角色，企业、社会组织、公众是实施环境自我规制的主体，这一新型环境治理模式能够避免传统模式导致的规制失灵等现象，克服传统模式的弊端，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环境治理取得良好收效。
　　本文对社会自我规制的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分析了社会自我规制理论的概念、基本特征等基本内涵，论证了社会自我规制的正当性、动力来源与有效性；然后，将社会自我规制理论引入了环境治理领域，描述了环境规制模式的变迁历程，论述了环境自我规制的价值与功能，并且进行了可行性与必要性的分析。接着，阐述了环境治理领域中社会自我规制的实践形态及运行，介绍我国环境自我规制的具体运作内容，从企业（行业）、环保社会组织、公众三个主体详细展开，比如第三方环境协议、环境保护监督员、公众参与环境决策、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等等。
　　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我国的环境自我规制面临了一些困境，社会主体进行环境自我规制仍处于被动状态，这使得环境自我规制的效果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主要包括三个角度的问题，其一，社会主体自我规制的动力问题，企业环境自我规制内生动力不足，政府与环保组织合作模式不畅，公众缺乏环境责任意识；其二，社会主体自我规制能力不足，企业、环保组织、公众缺乏相应的自我规制能力；其三，社会主体自我规制机制不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公众参与渠道较窄，企业自我规制缺乏内部配套制度等，这些问题都阻碍了我国环境自我规制的实施。
　　为了解决困境，本文将视角转向了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上，分析了日本、美国、德国的环境治理模式，美国的环境规制历程反映出环保民间组织的重要性，政府对于行政干预进行把握好程度；日本环境治理包括宏观、微观和中观三个层面，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和法律，而中观上，各个产业链形成绿色循环，微观中企业、公众广泛参与，承担社会责任；德国也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最后探索出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环境保护体系十分完备并且高效。本文从他国经验中获得启示，环境治理需要加强政府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提高社会主体自我规制的主动性，充分发挥多主体环境自我规制的作用等。
　　最后，结合我国的国情，针对目前环境自我规制实际存在的困境提出解决对策，要增强我国社会主体自我规制的动力，提高社会主体自我规制的水平与能力，优化环境自我规制的制度设计，以期为现存的环境自我规制困境寻找出路，促进环境自我规制实施的效果最大化，实现环境治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