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13年(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后陆续发生的三起中日军民地方冲突事件为研究中心,试图通过对三事件及其后续外交交涉的考察,对近代中国地方外交制度惯例与袁世凯政府时期央地关系互动影响的情况提出一定思考。地方政治势力影响乃至介入外交活动,是近代中国外交制度的一大特点。这一情况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古代的“边事”传统,另一方面又深受“半殖民地”状态下,外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的客观条件影响。在此现实状况下,伴随着地方外交制度及在地交涉机构的建立,在外交事务,尤其是涉及到地方问题的对外交涉事件中,中央政府同地方势力的互动关系便成为了影响事件发展走向乃至结局的关键因素之一。北京政府成立后,袁世凯当局于1913年上半年积极推行外交部特派地方交涉署制度,以期分割地方当局外交权,实现外交统一于中央的政治目标。而该制度颁布仅三个月后,便于山东兖州、湖北汉口、江苏南京三地先后发生三起中日军民冲突事件,以致双方军人及平民互有伤亡,从而引发了中日两国间的密集交涉,更张之后的地方外交制度亦由此迅速投入实践。而在三事件的外交交涉过程中,北京中央政府、地方外交机构、地方当局三者基于各自的外交立场、交涉策略乃至相互关系,分别进行密切互动,呈现出了央地之间竞争博弈与合作维护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使得三起事件的交涉实践过程不同于交涉署制度条文所设想之形态,而呈现出了情况各异、复杂多变的局面。与此同时,从总体上看,中央同地方基于中日事件交涉而进行的互动,又在中日社会舆论、日本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等外部因素变化的动态影响下,反作用式地深刻影响到了袁世凯中央政府同作为地方当局代表的黎元洪、张勋等势力在对外交涉领域的相互关系,凸显了民初中日交涉大背景下地方对外交涉的制度与实践落差,以及期间中央与地方特殊竞合关系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