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发展推动着社会进入智慧时代,治理主体趋于多元化,治理模式也将发生变革,政府治理方式与治理能力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利用信息进行治理是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必然选择,但个人信息保护也是时代发展公民不断上升的权利需求,二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冲突。政府利用信息的治理行为类型复杂、收集利用信息的方式不规范及问责机制的不完备是二者冲突的主要原因。但矛盾产生的根本在于信息权这一理论的发展使得国家治理中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发展失衡以及人们对于自由价值的追求与国家治理秩序价值的追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新的碰撞。对两者的调和需要在多领域共同建设个人信息保护的体系,宪法作为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最重要法律工具,应将宪法中“人格尊严”这一基本权利进行解释找到个人信息的保护起点。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在即,确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社会法属性,明确个人保护法的保护客体,建立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和救济制度对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公权领域,政府在利用信息治理时应坚持行政基本原则,以行政原则作为利用个人信息实施行政行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