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自我”和“他者”的互动关系理论为指导，对英国十八世纪的两位重要作家的作品: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和笛福的《鲁滨孙漂流续记》中的中国形象进行解读，通过分析这个时期中英两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作家本人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揭示出两个作家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的成因，并得出西方对中国及其文化的两种不同态度:或如哥尔斯密对中国的赞美崇拜，或如笛福对中国的批评诋毁。　　数百年来，尽管西方人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也为数甚多，但中国始终是他们创造的一个“他者”。中国形象并不等同于中国的现实。西方作家关于中国的描述，与其说表现了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客观知识，不如说是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所透射出的他们自身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自足结构，是对中国及其文化的误读。　　本文除绪论和结论之外，共分三章。第一章对哥尔斯密笔下的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的分析，不仅反映出他对中国的态度，即接受和赞颂中国文化，而且反映出他以通过赞颂“他者”来达到批判“自我”的目的。　　第二章对笛福笔下的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的分析，反映出他的殖民主义思想和文化优越感，以及他对中国的诋毁，并反映出他欲通过否定“他者”来肯定“自我”。　　第三章分析哥尔斯密和笛福对中国文化的不同利用，产生不同的“他者”形象，进而分析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并指出要避免文化误读现象，就应该进一步加强互动互识的文化交流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