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内幕交易越来越复杂化,对资本市场造成了极大危害。内幕交易主要是由内幕人员、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构成。认定内幕交易,离不开作为三大构成要件之一的内幕信息;认定内幕信息离不开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重大性”。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关于内幕交易“重大信息”均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这加大了内幕信息认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本文将采用规范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等多种写作方法,重点研究内幕交易重大信息的标准问题。明确这一标准将有助于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秩序,并提升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我国关于内幕交易重大信息的标准规定在《证券法》第75条中,现行法律规定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内幕信息的重大性标准存在歧义、标准存在二元制、标准不完善或分类不合理等;另外,实践中证监会或法院也未明确阐述内幕交易重大信息的标准,存在用“打太极”方式概括适用法条或不引用法条等一系列问题。域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已相当成熟,对完善我国内幕交易重大信息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美国采用的是“理性投资者标准”,欧盟采用的是“价格敏感性”标准,这两种标准都属于抽象式的标准,目前这两种标准已呈逐渐融合之势。日本采用的是列举式的标准,而我国台湾地区采用的是折衷式的标准。折衷式的标准综合了前两种标准的优点,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标准,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我国需要针对现行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内幕交易重大信息的标准进行法律重构。当前我国在立法、理论和实践层面已有一定的基础,这为法律重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我们应围绕证券立法的目标,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从以下方面对我国内幕交易重大信息的标准加以完善:兼采价格敏感性和理性投资者标准、明确主观价格敏感性要求、完善内幕信息列举事项。笔者希望通过制度重构,能进一步完善我国关于内幕交易重大信息标准,进而能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增强投资者信心,保障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