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术语是典籍文本中核心概念的语言表达,它们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思维习惯。典籍术语具备专业术语的一般属性,但同时也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的独特性。典籍术语的翻译是中华典籍思想对外译介的关键所在,也是典籍文本翻译实践的重要内容。典籍文本兼具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多重特质,其翻译实践的复杂性不言而喻。这其中,典籍术语既是承载典籍文本思想内容的知识单位,也是构建典籍文本思想话语的语言单位,更是影响典籍文本思想传播的交际单位。典籍术语翻译的实质是跨语言文化的知识交互与思想传播过程,其有效性取决于译者对源语文本术语内涵的充分解读与其在目标语文本中的术语再命名。在典籍术语翻译过程中,术语在其概念、语符和交际层面的特殊复杂性,对译者的语言能力、知识储备与文化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好地跨语阐释典籍文本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知识与文化内涵,以术语为切入点,开展相关翻译研究尤为重要。典籍术语翻译绝非语词层面的简单转换,它更有赖于译者的“研究型翻译”。实际上,关于典籍翻译实践的研究型特质,学界已有基本共识。然而,对于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而言,相关理念仍有待厘清,具体方法也需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聚焦典籍翻译中的术语“研究型翻译”特殊性,尝试探究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旨在为典籍术语的“研究型翻译”提供相应理据和具体方法,从而有助于典籍文本总体翻译质量的有效提升。关于“研究型翻译”的实践理念,现有文献中有所涉及,但并未明确界定,而且还有包括“学术型翻译”、“厚重翻译”及“思想翻译”等类似术语并存的情况。由此,本文作者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和研究,在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实践依据进行了初步的学理探讨。本研究借鉴了现代交际术语学理论,从典籍术语翻译的特殊性出发,结合翻译学、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源,构建了考察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的文本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基于该分析框架,本文作者对所选择的代表性中国典籍文本《吕氏春秋》及其三个英译本展开了有关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具体特征的对比分析与研究。本论文所选取的《吕氏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较高思想文化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汉语典籍在英语世界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而21世纪的最初十年,相关译介活动更加活跃,先后有三个不同全译本问世。这其中,由于译者自身教育背景及职业身份不同,《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在核心术语的翻译处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体现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点与方法也有所不同。通过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本研究对于《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对比,并对其中术语翻译方面最具研究型实践特点的译本进行了评析,同时结合相关副文本的研究进行了讨论。最后,本研究基于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考,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的具体实践有所参考。本论文围绕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的研究主题,对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术语翻译实践特征展开了文本对比分析与研究,重点考察了四个方面问题:(1)《吕氏春秋》中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的文本特征如何?具体在术语的概念、语符和交际维度如何体现?(2)与《吕氏春秋》原文本的术语及其系统特殊性比较,《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术语翻译各有何特点?哪一个译本中的术语翻译结果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的基本特征?(3)《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核心术语翻译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特征的译本具体受到哪些研究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术语翻译以及典籍文本的翻译质量?(4)基于《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及其系统英译的研究,如何确立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针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研究发现如下:(1)《吕氏春秋》的术语概念系统围绕“君道治术”这个最大“场”,衍生出若干术语概念系统的次生场域。在每一个次生概念场域中,虽然表达核心思想的术语形式多样,但整体上构建了一张概念、知识与思想之网。核心术语中,“君”、“臣”、“民”出现得最为频繁,其下是关于“地”、“事”、“理”的具体术语和类术语,术语之间具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吕氏春秋》很多核心术语是诸子百家具体思想的体现,有的只在形式上稍加变动,有的则直接加以引用或借用,这使《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在概念系统上具有复杂的网络化关联。《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符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术语中既有通用于各种先秦典籍的单字术语,也有借自诸子百家或对之进行改造的双字复合术语,还有整齐凝练的类术语或准术语。这些不同类型的术语尽管具体运用上比例不一,各有侧重,但在构建《吕氏春秋》治国理政话语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使用还具有交际语境特殊性,它们集中反映了当时士人对宇宙、社会、国家运行与治理的根本看法,具体受到包括《吕氏春秋》文本语境、文本创作相关的情境语境以及战国时期文化语境的多重复杂影响。(2)在《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汉学家诺布诺克和里格尔的合译本能较好地表现出“研究型翻译”的特点,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清晰自然;中国学者翟江月译本文本形式“厚重”,但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比较模糊;资深翻译家汤博文译本则简洁精致,在翻译中注重术语及其系统性特征的“凸显”。同时,虽然三个英译本在概念系统性上都具有较好的表现,尤其是合译本和汤译本对应意识较强,程度较高;在语符表征的系统性一致性方面,合译本整体上效果较好,而汤译本和翟译本则有所欠缺,尤其是翟译本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语符表征的系统性,对重要术语的表征缺乏一致性;而在交际适应性方面,合译本和汤译本均有较好的表现,而翟译本的交际适应意识不足,仍有较大完善空间。(3)《吕氏春秋》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影响因素具有多维复杂性,总体上可概括为文本内(即所译典籍文本内部)、文本外(即与所译典籍文本相关的平行文本)和跨文本(即所译典籍文本在不同时期或与之同类译本)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不同译本在某一因素上所受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作为译者,其自身的素养决定了在其翻译过程中,是否会自觉意识到这些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并在考虑到典籍术语特定功能的基础上,从概念认知、语符表征及语境交际等多维角度加以综合研判。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者重视与所译文本同时代其他文本术语之间的关联性,也会考虑到与所译文本不同时期相同或相关文本中的典籍术语翻译,因此其翻译过程较之一般类型的翻译实践过程更加复杂。典籍术语翻译不仅与具体所属文本紧密相关,还涉及具体翻译实践所需的对其它相关文本的调查与研究。而这些调查与研究对于所译文本中术语翻译问题的处理至关重要。综合上述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探讨和对《吕氏春秋》不同文本核心术语及其英译实践的具体对比分析,本文作者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进行了初步构拟。首先,翻译前要进行必要的研究思考和计划,这个阶段侧重于对源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解读研究,涉及到文本产生背景、文本构成、主要思想特征、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术语的收集等。其次,翻译中对具体研究什么内容进行仔细斟酌,侧重译语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重构研究,包括核心术语的收集、文本内因素的研究、文本外因素的研究和跨文本因素的研究等。最后,翻译后要进行必要的评价和完善,主要是对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翻译的自我评析,涵盖术语翻译的概念系统性、语符一致性、语境适应性等方面的斟酌和推敲。总体而言,本研究基于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深入探讨,以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吕氏春秋》三个不同英译本中的术语翻译为例,通过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对比,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较全面地阐述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并兼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研究。作为上述研究的总结与提炼,本论文最后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实践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