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与英国政府有着某种政治同盟关系,同时也是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更承担着英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宣传角色。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泰晤士报》便分别对日本侵华、中国抗战等方面给予了大量的相关报道。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泰晤士报》在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对抗日战争的报道为基本史料,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泰晤士报》在对日本侵华、中国抗战的报道之中,体现了英国政府对日本由绥靖、有条件妥协到最终公开批判并到直接作战以及对中国由怀疑、不公开支援时期的矛盾心理到最终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的变化历程；《泰晤士报》的抗日战争报道之所以会出现这两个变化历程,是因为英国政府受到各种综合因素所致。基于对英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待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的不同态度进行的概括与归纳,本文认为《泰晤士报》关于抗日战争的报道具有反映了英国国家利益左右其对中日双方的态度以及《泰晤士报》的报道内容受英国的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特点。当前,国内外仍有一些人怀疑中国的抗战地位,甚至是否认与篡改历史；本文认为,历史是不容许被篡改的,只有承认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发展。《泰晤士报》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充分的证明了中国在抗战中的地位。另外,《泰晤士报》在抗战中后期对中国抗战的报道,对于赢得国外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并最终影响各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援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启示着我们,必须重视国际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