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许多西方学者，包括一些拉美学者便注重了对发展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加强了对非西方后发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同时也频频地向马克思恩格斯非西方后发国家发展理论发起了强烈的攻击和严肃的挑战，对此做出回应已经刻不容缓。然而，由于历史背景和研究着重点的不同，要进行有力的回应，实现后发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回归，就不仅要通过解读文本，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现实，实现马克思主义后发国家发展理论的当代化。面对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全球化，后发国家正处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两难选择之中。马克思主义后发国家发展理论当代化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构建起能够走这种困惑的跨越发展观，为后发国家的新现代化指明方向。在中国跨越发展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生产力层面，都已经成为现实的实践，但人们对此的认识还是很不一致的，跨越发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策性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其实践还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加强跨越发展问题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　　二战以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成了世界范围内发展理论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西方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然而，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西方现代化理论实质上是“欧洲中心论”和“单线进化论”，旨在推广先发现代化模式的“渐序”发展观;依附论实质上是一种走向封闭的“独立”发展观;世界体系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循环性的“依附”发展观。它们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一种历史倒退。当代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性难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观来回答。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发展理论是他们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西欧社会发展的视野，又从东方社会发展的视野来研究跨越发展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发展理论可以概括如下: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是一元与多元、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伴随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而导致的世界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不同文明形态的相互冲突，这是后发国家选择跨越发展道路的客观依据。当历史成为世界史，世界处于普遍交往的时候，生产与交往必然会产生互动作用，这种互动作用是后发国家跨越发展得以可能的现实依据。人类文明形态是多层面的，既可以表现为社会制度的跨越发展，也可以表现为生产力的跨越发展，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后发国家的制度跨越根本目的是为了生产力的跨越。在跨越发展问题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当然，真正从知识经济和新全球化的时代高度，对西方后发国家发展理论做出有效回应的，实现后发国家发展理论向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观回归或转向的，应属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生产力跨越发展的伟大战略构想。其突出贡献在于: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概念，并从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相统一的视角对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内涵做出了科学的规定;深刻揭示了当代后发国家跨越发展的历史条件、实践基础、主要特征，尤其是中国生产力跨越发展道路模式和实现机制;回答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和拉美理论家们所回答不了的关于非西方后发国家应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性难题，使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能够再展时代风采。　　对于后发国家的跨越发展必须放到人类社会整个发展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跨越发展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后发国家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因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而作为世界历史文明又是多元与一元的统一;其社会历史进步它是通过生产与交往的互动作用而实现的;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还必然表现为遵循规律与价值选择的和谐。这些历史观前提既是后发国家选择跨越发展方式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前提，又是后发国家走跨越发展之路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跨越发展是相对渐序发展而言的，渐序发展是指人类文明通过量上的渐进积累，继而实现质态的循序更替的一种发展方式。而跨越发展是指人类文明形态处于重大转型时期，使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在文明形态上产生了质态的差异，并在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而形成了普遍交往的历史条件下，后发国家依据文明形态的转型而产生的双重发展目标和任务的客观要求，采用以高级形态带动低级形态，以低级形态促进高级形态，使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相互融合协同并进，从而加速历史进程、提升文明形态的一种后发型的演进方式。这样界定的合理性在于既遵循了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又反映出了后发国家文明形态历史演进的特殊规律性，并与先发国家文明形态历史演进规律区别开来;严格地将跨越发展与加速发展、跳跃发展区别开来，从而能够有效地克服只强调发展的连续性而忽视发展的阶段性的错误倾向，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发展问题上陷入空想主义的泥潭。拓宽了跨越发展的视野，既适应社会制度层面的跨越发展，也适应生产力层面的跨越发展，成为后发国家跨越发展最一般的范畴。跨越发展的本质就在于高形态与低形态的双向互动，是以文明形态的转型与交往为前提的跨形态混合发展;它具有双重性、过渡性、赶超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跨越发展的表现形态最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即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跨越发展。而且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与社会制度的跨越发展又是相辅相成的。跨越发展的条件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自主性错层交往关系的建立，实践性战略要素的具备，战略机遇期的形成。跨越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反映历史跨度的原则，走本国特色之路的原则，充分展示后发优势的原则，双向互动的原则。　　跨越发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对跨越发展实践进行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这是跨越发展问题研究的薄弱环节，也使人们在跨越发展问题上容易陷入误区的重要原因。通过对美国赶超英国的跨越发展实践，俄中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实践，日本走向世界强国的两大历史性跨越的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到如下的启示:跨越发展并不是主观臆造，盲目超越，而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跨越发展必须尊重和遵循跨越发展的自身规律;必须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并要有相应的实践机制;跨越发展中的制度跨越与生产力跨越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可以同时进行，也有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有所侧重;跨越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高形态与低形态互动的原则，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特别是要防止“左”;作为跨越实践主体的主导者其决策正确与否在跨越实践活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跨越发展有它的历史机遇性，必须充分利用外部环境，实行对外开放，加强与先发国家的交往，学习甚至嫁接先发国家的文明成果;跨越发展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有时候往往要经历一个由被动跨越向主动跨越的转变过程;跨越发展的起始态越低，目标态越高，历史跨度就越长，难度就越大。　　研究跨越发展理论与考察跨越发展实践，根本目的是要揭示后发型文明演进的规律性，为二十一世纪后发国家的跨越发展提供一个理论与实践的依据。在当代对于后发国家来讲，现代性仍然是不可逾越的未竟事业，而后现代性又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使命。这种两难选择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既不能越过现代性历史阶段去获得后现代性，又不能等完成了现代性的使命再去完成后现代性的使命。然而，在世界历史特别是在新全球化的条件下，这就意味后发国家通过积极的错层交往，与先发国家站在同样的历史平台上，既能在获得现代性的同时而获得后现代性，既能以现代性去展示后现代性，又能以后现代性来扬弃现代性，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历史跨越。工业经济的生产力形态走向知识经济的生产力形态，是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如果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和态势加以考察，将会清晰地看到在当代正面临着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在动力机制上，知识创新取代工艺创新，成为致富的首要源泉;在资源配置上，知识资源取代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优势资源;在产业结构上，以信息服务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取代以制造为核心的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在劳动力构成上，“白领”工人取代“蓝领”工人，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在交往手段上，虚拟网络取代实体网络，成为经济交往活动的基本载体。伴随着世界工业经济时代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世界的普遍交往也从工业经济背景下的旧全球化时代走向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新全球化时代。在新全球化过程中，不仅先发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同时，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信息网络的全球延伸，国际经济组织的强化和拓展，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资本、产业和贸易全球化进程加快，都促进了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普遍交往。面对后发跨越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实行跨越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构想归结起来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发挥制度优势，实现生产力跨越与制度跨越的双向互动;以人为本，实现主客体的双重跨越;统筹兼顾，实现从局部跨越到整体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