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的启示宣称自身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信仰之服从才能把原罪之人引向救赎并达至真理。哲学的怀疑和追问试图以人的智慧来探求真理,在人类智慧的基础上回答道路和真理的问题。因此,圣经启示的真理诉求从根本上就否定了政治哲学的正当与合理,政治哲学在此遇上了最严苛的挑战者。但是,在犹太——基督教思想体系中的历代大思想家的学说中,都曾依据过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思考方式对圣经进行阐述。这一事实或许恰好证明了圣经对于人类社会的阐述之不足,以及古希腊政治哲学家所提供的范畴的阐述之优越或必要。另一方面,严格依照圣经自身的话语来研读圣经,有助于我们挣脱古希腊罗马式的哲学预设——这些预设实为偏见;这样的研习有助于我们深究这些预设的根基,而后决定予以拒斥还是重新接受。因此,为要阐明圣经智慧,在借助古希腊政治科学的基础之上,还必须从圣经的原初观点,即未经同化或折衷的观点出发来证明这一需要。如果政治哲学在与圣经启示的冲突中,还能展现自我与检验自身,那么,这套哲学体系就会更加牢固与有说服力。因此,用政治哲学的视角去考察圣经,或者用圣经去反观政治哲学的理论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在《撒母耳记》中,当以色列面对各种环境的压力而不得不建立一个王权国家时,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就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传统的神权政治逐渐转向王权政治。在此转变过程中,扫罗作为初代君王,其与耶和华上帝、撒母耳、大卫以及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冲突漩涡,其中扫罗所代表的新兴王权势力与撒母耳所代表的传统神权政治力量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并最终以因初代王权力量的微弱而以失败告终。并最终吞噬了扫罗,造成了他的悲剧结局。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一直持续到大卫统治时代。这一时期,宗教权力逐渐被王权完全收归,君王成为统摄政治权力与宗教管理权的全权君主。但是,大卫并未走向专制君权的极端,而是建立了被圣经高度称赞的君主政制。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卫协调统合了神权、王权和民意这这三种圣经政治哲学中的主要力量。确切地说,君主政制也正是在大卫时代才成为深相契合耶和华神权统治的新力量。并且,神意依然是君主政制的行为准则和方向目标。在君王权力之上,耶和华神的真正君王身份被确立与认可,耶和华的旨意也被整个国家高举与遵行。对于民意而言,大卫统治整个以色列,民心归顺,以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作为治国之本。更进一步地说,神权政制向王权政制的转变并没有真正改变摩西意义上的耶和华的历史秩序以及耶和华和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只是由于一个被称为“神的儿子”的国王侵入了“祭司的国度”这种符号体系,使最初的神权政体发生了变形,以色列的传统神权政治就转变成了王权政治。而这种变形本身也是耶和华之下的人类秩序的变形在不同方面的呈现。在此过程中,以色列的君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统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代替了祭司统治的核心问题而成为王国问题的中心。并且,其对于民意的体察同样也是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