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立足于基本国情,坚持以人为本、渐进式、多元化推进的策略,有序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及其内在动力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城镇化的质量关乎城镇化不平等、城镇化生态、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等一系列问题,而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有效突破点。本文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方面阐述了就业正规性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的机制,并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17年的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以就业身份和社会保障水平两个维度界定就业正规性,实证分析了就业正规性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实证分析中,首先,采用倾向分匹配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排除个体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之后,通过OLS回归和2SLS回归分析了就业正规性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并且从方法和变量界定两个方面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考察。再次,从受教育年限和户籍类型两方面分析了就业正规性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的异质性;最后,以经济收入、社会活动参与为中介变量,检验了就业正规性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的经济机制和非经济机制.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就业正规性能够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并且这一结果对分析方法和变量的不同界定具有稳健性。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促进作用随着受教育水平的增加呈现逐渐减弱趋势,比如,就业正规性对受教育水平为大学及以上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明显低于对教育水平为大学以下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从户籍角度来看,就业正规性对农村户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要明显高于对非农村户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基础回归模型中引入经济收入作为中介变量后,就业正规性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明显下降,说明就业正规性能够通过经济因素影响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在进一步引入社会活动参与变量后,发现就业正规性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进一步下降,说明就业正规性能够通过非经济因素影响流动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一方面,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渐破除劳动力市场上户籍制度的藩篱,拓宽农民工的就业选择空间,应强化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从而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另一方面,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不仅需要关注收入、住房等经济因素,还要关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等非经济因素,同时从经济和非经济两方面考虑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城镇化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