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对于辽东地区两汉城址面貌的研究均是以个别或区域城址为中心的讨论,未能形成系统性的认识,其建置归属问题仍多有分歧。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认为辽东地区两汉城址在选址设置上深受“自然地理条件”、“海陆变迁”、“军事交通体系格局”和“羁縻郡县特殊性”四方面的影响。位于两汉时期近海位置的上夹河城址、张店汉城、进步村城址、盖州镇城址与两汉辽东郡处在海陆交汇地带的安市县、沓氏县、汶县和平郭县高度吻合。大王家窝铺城址、营城子城址、全胜堡城址则与本地区的交通路线相互密切关联,属于襄平北向、东向出塞和西向沟通辽西郡路线上“城址-烽燧联线”交通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址规模和性质上符合辽东郡房县、高显县、望平县的地望所在。辽北塞外的白旗城址和赤柏松城址符合羁縻郡县的设置条件深受高句丽等地区少数民族势力的塑造,与已被确认为郡治高句骊县的永陵南城一致,符合“名义管辖与相对独立”的总体格局,当为一次内迁的玄菟西盖马和上殷台县。靠近边塞的上伯官城址在城址规模、修筑年代和选址位置上均符合二次内迁的玄菟郡高句丽县,上殷台和西盖马则与深入边塞沟通辽东郡的狭长通道内的抚顺劳动公园城址和东洲小甲邦城址关系密切。辽东半岛特殊的地理因素显示两汉时期该地区的多数城址设置重心是面向海而非陆。其海陆交通的中心在半岛西部,与“傍海航道”平行的并海道只限于半岛西侧,沓氏县即是该条道路的陆上终点。而在辽北边塞,玄菟郡在第一次内迁之后形成的三县均是以重点防御高句丽为中心设置,通过利用烽燧和城址来有效阻断高句丽经由玄菟—辽北侵犯辽东郡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