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与物质基础,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土壤环境的影响愈演愈烈,已导致了严重的土壤侵蚀与环境问题;痕量元素于人类意义重大,关系密切,人为输入的痕量元素记录着人类社会发展信息,并影响着人地系统的健康运作。因满足世界遗产第十条标准,即作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重要自然栖息地,贵州梵净山于2018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了维系其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的有力保障。作为具有水陆过渡性质的自然生态系统,湿地记录了大量区域信息,对环境变化敏感。为更好了解在人类活动干预加剧下的梵净山生态环境质量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选择梵净山九龙池高山湿地为案例地,于2019年4月采集了30个湿地表层样品（土壤及植物）,对其中的23种大量元素及痕量元素含量进行了测定,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布局,选取11种潜在有害痕量元素（potential harmful trace elements,PHTEs）:Mn、V、Zn、Cr、Co、Ni、Cu、As、Cd、Sb、Pb为研究对象,使用简单克里金法对其分布特点进行了讨论,通过富集因子、单因子污染指数、内梅罗污染指数、污染负载指数、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计算,结合多元统计分析和理化分析,对九龙池湿地的土壤污染状况和区域人类活动影响进行了研究;根据梵净山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对区域人地耦合关系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采用生物吸收系数法对遗产地重要生境中典型植物物种在潜在有害痕量元素干扰下的生存状况进行讨论,进而探讨梵净山和谐人地关系的构建,为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工作的开展和遗产价值的维系提供有富有针对性的科学参考。（1）测得的23种元素含量在九龙池湿地土壤和植物样品中的富集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体现为含量极值在特定载体中的出现;变异系数表明,在相同载体中的元素含量分布也具有异质性,在植物中的元素含量变异程度更高,除Zn之外均为高度变异,土壤样品中大部分元素为低度变异至中度变异,除去区域地质环境原因,这种差异还主要与植物对相关元素的选择性吸收有关;简单克里金法显示,11种潜在有害痕量元素含量空间分布差异仍然明显,但几乎所有元素高含量值都集中于湿地北部靠近积水区的低洼处,这主要是受湿地水流及元素迁移作用影响,11种潜在有害痕量元素含量与土壤有机物质、总无机碳含量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土壤质地会对有害元素的含量分布产生不同影响,Pb与Sb更容易被有机质吸附,而其他元素更多地受到成土过程的影响;与相关研究对比,九龙池湿地土壤中许多潜在有害痕量元素含量值较高,指示了该地区的有害痕量元素含量很可能与区域人类活动相关。（2）综合多种污染评价指标对土壤中11种潜在有害痕量元素的评价结果,富集因子与单因子指数具有极好的一致性,评价结果数值均小于2,Mn、Zn、Co、As、Cd均为清洁状态,其余六种元素为轻微污染;内梅罗污染指数则将Mn、Zn和Cr、Cu、Sb的污染状态分别下移了一个等级,即分别对应轻微污染和中度污染,该差异主要是由内梅罗污染指数对参评因子权重具有放大效应所致,而使其对元素污染等级的评价更为严苛;污染负载指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均显示九龙池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良好,处于低生态风险状态,而处于元素含量超标状态下的采样点集中分布于九龙池湿地中部,磁化率指标显示采集样品的磁化率值在整体上偏低,表明研究区受到的人类活动干扰较少,具有相对较高磁化率值的样品所对应的采样点位置同样处于九龙池中部,表明了磁化率在指示人类活动强度和土壤污染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对潜在有害痕量元素含量的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Pb和Sb是该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威胁元素,其来源主要是周边区域的汞矿、锰矿、铅锌矿等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冶炼,周边城市的化工生产过程、工业及居民燃煤,以及机动车尾气排放,并主要通过大气运输和沉降过程对九龙池湿地环境造成影响。（3）整体良好的生态环境状况表明,在人类活动加剧的时代背景之下,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目前受到的人类活动影响程度较小,重要生境中富有代表性的植物物种（珙桐、（南方）红豆杉、梵净山冷杉、大金发藓）生命活动并未受到其生长土壤中潜在有害痕量元素的显著威胁,其体内相关潜在有害痕量元素的聚积与生长土壤内的相应元素富集没有直接关系,表明区域人地关系较为缓和,遗产地所在区域的历史发展与现代管理因素共同营造了现处于稳定有序状态下的人地耦合关系,进而使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保持优良状况,未受到明显破坏。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及前人相关研究中的许多潜在有害痕量元素含量值都超过了其区域背景值,许多元素在遗产地土壤内都具有显著富集的特征,且部分元素已经出现了轻微超标,这指示了在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逐渐加剧的人类活动影响。鉴于潜在的生态污染风险仍然存在,为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激化人地矛盾和破坏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需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并在后续遗产地保护管理工作中加强对污染源的监管控制,深化区域内部管理,推进公众教育和文化建设,促进环保意识提升与内化,加大遗产领域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努力构建和谐、可持续的人地关系,实现对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的保护与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