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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经营环境的形成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推动与塑造,由此带来企业包括税收筹划在内的经营战略的不断调整。伴随着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的影响,地方官员为提高其政治晋升概率,便有动力通过政策调整发展地方经济。通常,以税收优惠为代表的政策就成为其主要通道。就后者而言,地方官员通过自由裁量权不断调整地方的税收优惠,使企业税负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异质性的地方官员在制定税收政策制定上会有所不同,进而对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对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市长和市委书记,作为合作伙伴的主政官员之间的差异,对企业外部环境影响存在差异,企业税收激进度由此呈现出不同特征。 本文以中国120座城市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考察官员异质性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晋升激励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官员的影响不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当主政官员在年龄方面存在异质性时,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较为稳定,企业避税动机越明显,税收激进度增加;(2)当主政官员在专业上存有异质性时,其政策偏向于中长期视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保持基本稳定。企业更倾向于各项调整政策的实施,其避税动机更加明显,企业税收激进度由此增加;(3)当主政官员在社会背景方面存有异质性时,区域经济政策发展较为平稳,低风险政策成为主旋律,企业寻租空间较大,获取政治上保护成为可能,避税动机明显,企业税收激进度增加;(4)当官员在任职路径方面存有异质性时,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监管程度较为温和,企业宏观环境更加稳定,企业避税动机将会更加明显,税收激进度将会增加。 本文主要从官员异质性层面,解读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研究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对税收激进度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研究框架,论证了企业税收激进度与官员异质性之间的关系,为更清晰地理解企业的税务策略提供了一个独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