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传统社会逐步向现代社会过渡。现代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控制的降低、社会分化的加剧等一系列因素都暴露了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各类问题和矛盾诱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根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止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9.9%；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大3.88亿，较2011年底增加了约327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在不断上升，这都说明中国互联网的规模及其社会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正因为网民数量与日俱增，其思想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变得甚为重要。当互联网迅速发展并成为公众社情民意的表达方式并且是较为开放的意愿表达方式时，舆情正面的影响和负面的作用力正在逐渐增大。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建立社会安全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及“加强重要新闻媒体建设，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运用、管理，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传播能力”。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积聚的突出反映。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发展迅速、其负面影响巨大，及时监控、准确研判，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正确导向舆情的重要先决条件。对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结果，同时还可能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如何有效地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是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首先，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历年的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阅读了关于群体性事件、舆情和网络舆情研究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著和教材，还借用了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调查资料和人民网-舆情频道的相关调查数据。其次，个案研究法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对近几年发生的标本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案例进行解析。最后，运用比较分析法，对美国、加拿大等几个主要国家的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进行比较，以期得到启示和借鉴。本文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包括导论和文献综述。其中导论主要阐述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介绍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难点和不足；文献综述包括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综述、网络舆情的研究综述、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综述及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包括对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和主要类型的分析、对网络舆情功能和与群体性事件关系的分析，以及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理论依据和国外经验的启示。其中具体内容包括：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类型以及发展态势；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国情背景和原因；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舆情思想的发展，网络舆情的相关概念和功能，网络舆情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以及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的内涵、特点、变动规律和治理的必要性；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议程设置理论、蝴蝶效应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和善治理论等是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理论依据；评介美国、加拿大等几个主要国家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及其启示。第三部分，重点对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进行探析。具体内容包括：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的治理主体（政府和公民社会）；坚持以防为主、及时迅速，具体事件具体分析，疏截并济、以疏为主，主动坦诚等治理的基本原则；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广泛参与，协助和监督的治理模式；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立法、建立健全政府应急机制、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安全的“硬控制”治理机制和大力提升科学的治理理念、重视发挥社会监督、完善信息公开制度、高度重视行业自律和网络舆情主体自律、严格把好网络关口的“软引导”治理机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及其治理进行分析；二是提出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采取的是政府和公民社会共同参与治理，其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公民社会积极参与的治理模式；三是提出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立法、建立健全政府应急机制、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安全的“硬控制”治理机制和大力提升科学的治理理念、重视发挥社会监督、完善信息公开制度、高度重视行业自律和网络舆情主体自律、严格把好网络关口的“软引导”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