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笔者在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的田野调查,以白银在施洞苗族的社会性应用,具体来说是以当地苗族女性佩戴的银饰为突破口,呈现了白银在特定群体中的多项度文化表达。阐释了银饰与人的关联性,既包括银饰对人的区隔与社会划分,表现在对个体、群体以及与民族符号等关系的描述上,同时也因为银饰的社会性应用,所衍生出来的话语体系的建立。论文首先交代了施洞苗族白银社会性应用的历史文化基础。由《苗族古歌》中对银的认知,体现了银作为一种“社会生物”的身份早已参与进了苗族的宇宙观、价值观的塑造和建构中。施洞苗族与银的关系,是通过银饰这个最直观的物得到呈现,而文献典籍对苗族银饰佩戴的相关记载则在明代才开始出现。基于这样的社会事实,笔者以贵州在中央皇权主导下纳入的国家化进程入手,尤其是明代贵州建省和清代清水江的木材贸易,指出正是中央皇权对贵州的拓殖经营,促进了中原与贵州的经济文化往来,也正是经由这样的经济孔道,作为货币的白银才逐渐在苗区沉淀下来。作为对白银的再造使用,以银饰的女性佩戴呈现着施洞苗族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银饰与施洞苗族的社会关联也由此展开。基于银饰财富意义的表达,银饰的有无和多寡对群体进行着所谓“阶序”的划分：通过“比美”的方式,呈现着苗族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关系,关联于个体家庭财富、面子、社会声望以及品德等的社会评价。继而,银饰作为女性嫁妆和娘家的财产更是和施洞苗族的婚姻结构密不可分,从而也衍生出了通婚圈内财富区域性流转的动态图式。在家庭财产的继承中,银饰是女性“不可剥夺”的财产。银饰在母女之间进行的传递过程,凸显着施洞苗族社会家庭财产继承的双系结构。有别于父系的血缘继承,母系血缘在施洞苗族生活中存在着重要的社会意义。银饰除了是佩戴和消费之物外,论文对银饰的生产者——银匠进行了关注。主要是通过银匠在白银的社会性使用过程中,以技艺为出发点在多元因素制约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语境中,形成的银匠群体关系和社会互动。对银与“苗银”的关系描述,则立于经济话语的制造层面,探讨了由银饰传达出的地方中心主义、区域认同以及与民族符号“真实性”呈现等问题。文章最后落脚于施洞苗族对白银社会性应用的文化意义探讨上,这其实是施洞苗族对白银进行的再生产过程,并通过这一过程来呈现白银在具体文化语境中多维度展演的社会意义。人与物的关系、物用的社会意义也正是基于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社会语境结构,表达着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