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无论是在规模、质量、社会参与水平还是改革程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也为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遇。中国区域发展历程为市场制度创新、理论思想创建、经验证据研究和经济政策建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实验”条件,是激动人心的30年。经济地理、产业集聚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地区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说经济地理环境影响并塑造了地方产业空间结构的话,产业集聚则是个体企业在既有生产环境下组织形态的自选择结果。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地区第一、第二自然禀赋,经济地理因素决定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需要考略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和生产组织方式,集聚经济水平和方式决定了地方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城市、行业和个体企业在时空上并非孤立存在,经济地理和产业集聚等生产外部环境时刻影响着经济体的生产绩效和行为决策。中国经济增长由区域带动,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空间因素贯穿了三十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和历史沿革。中国改革开放史从空间上看更是一个经济地理版图演化史。我国经济地理版图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空间规模、市场范畴、行政治理区划,这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相比极为少见。空间划分不仅在制度上重塑并改变了要素配置的方向和方式,也在中央-地方治理关系、政策制定中隐含了差异化的市场环境。空间划分所隐含的市场结构和治理关系使得我国东部地区在过去三十年中长期享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优惠政策,也极大的改变了我国经济地理的版图。本文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战略可以用：“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这十二个字来形容。从改革初期的在沿海地区设立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到现今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中央-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采取“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先发优势,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地理版图的渐进式改革,实现了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以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战略。这种利用空间纵深获得发展机遇的做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经济总量增长和技术进步水平。但是,空间上的政策倾斜加剧了国内市场分割和区域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发展是以牺牲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为代价的。随着资本、技术的积累,在近十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战略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无论是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展开,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所需的“资本、劳动和技术”三要素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累积和储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间累积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发展的循环累积效应加强,更意味着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条件逐渐满足。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步扩大,市场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东部发展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日益显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逐步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发展战略转变,区域产业政策逐步从发展地方规模经济向发展地方优势产业转变。众多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地理或产业集聚现象开展了研究,如中国产业集聚和地方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集聚经济的来源和决定因素、产业集聚与地方收入差距、地方保护与区域专业化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解释了经济地理和产业集聚的特征和关系,但是同时考虑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对地方经济增长、行业间经济联系和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仍然很少。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在时空上存在巨大差异,本文的研究旨在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分析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单纯地从某一个空间层面或集聚经济特征来解释并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机机制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其研究结论存在空间上的适用性和分析对象上的可比性问题。综合且较为全面地分析我国经济地理外部性对地方生产绩效的影响是本文尝试解决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与传统意义上考察新经济地理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更为细化的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考察对象逐步细化,从经济地理到产业集聚,从经济增长到市场要素配置效率和企业行为绩效。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重点在于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和分解,观察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对地方生产技术进步、要素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简言之,本文研究集聚的效率问题。本文的第三个研究重点在于对影响我国区域集聚经济水平和方式的微观机制进行考察,并在实证分析上提供基于地区、城市和企业水平数据的宏、微观证据。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于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于其要素投入方式、规模经济外部性以及空间经济联系等,而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率提升则受其所处空间的市场制度、经济地理、行业组织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根据以上研究重点,本研究设计可以总结为“一线、两维、三步骤、四关系”。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条线”,本研究可以简要总结为不同类型生产外部性对生产绩效的影响研究。从研究对象看,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可以大致分为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无论是经济活动的地理范畴——全国、八大地区、省际、地级市、城市内还是经济活动的时间趋势维度——改革开放三十年、城市增长二十年还是仅近十年来工业企业的产出增长趋势,它们均旨在揭示不同类型外部性对生产活动影响的范畴、方式和变动特征。“三步骤”是指本研究所遵循的市场结构(Structure)-组织行为(Conduct)-个体绩效(Performance)(SCP)系统分析思想,分析不同层级外部性对宏观市场结构、城市生产绩效和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从而解释了经济个体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可能做出的战略调整及行为变化。四关系则是指针对生产外部性对行为绩效的影响采取逐步细化和深入分析过程：外部性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为严格外生、外生-内生影响同时存在,动态影响和外部性间存在交互影响且与生产行为互为因果。综上所述,本研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外部性对地方和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解释了不同生产外部性的来源和动力机制。本研究发现在不同地理层级、不同空间范畴、不同生产单元,不同集聚方式对生产行为的影响程度、方式和传递机制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因市场制度扭曲而更为显著。这种综合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外部性的研究思路避免了人为割裂二者间共有的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对地方生产行为的动态影响,是相关研究中更为综合化的研究视角创新,为政策建议提供了全面的宏、微观证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提出问题；第2章分类梳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已有文献,并在相应处给出必要的评论；第3章对从宏观层面考察中国改革以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四章从城市层面考察城市集.聚密度外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第五章探讨城市空间经济关联、要素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第六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回答了城市空间关联、城市内产业组织方式对城市和个体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第七章考虑我国现有市场制度扭曲对城市集聚经济水平、产业组织方式和个体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最后一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