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在我国几近灭绝的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1978年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分析。侧重于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并针对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状况以及论文的基本构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并系统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一章 几十年难解的历史课题----改革开放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本章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的曲折历程。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理论上的初步探索。另一方面，对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做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分析。本章着重分析和探讨了这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不断出现曲折反复的深层动因及其经验教训。第二章 “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本章主要论述1978至1988年间我国的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个体经济逐步得以恢复，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首先确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在个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私营经济开始萌生。不少人对此持有异议。党和政府决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对新生的私营经济予以默认和保护。1987年，中央正式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并确定了“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外资经济也开始悄然起步。在对外开放初期，我国政府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并通过兴办沿海经济特区，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引进外资的局面初步打开。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初步确认了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即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至此，新时期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已经初步形成。第三章 徘徊与调整----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摇摆。1989－1991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大幅度滑坡。本章阐述了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此后一度有所抬头的“左”倾思潮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这一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介入经济领域的非经济因素，党和政府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受到质疑。受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WP=4>国的个体私营经济陷入困境之中。面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幅度滑坡，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调整政策，稳定个体私营经济，使这一势头得以遏止。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政府保持了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外资经济仍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出在徘徊中缓慢增长的态势。第四章 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重新确立。本章论述1992－1997年间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演进历程。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羁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直接为党和政府制定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这一时期各级政府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大力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党和政府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并逐步实行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体制。这一时期，党和政府还加强了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督和规范化管理，完善各项政策法规，以保障其健康发展。此外，还加强了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政策引导，积极拓宽新兴社会群体参政议政的渠道。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性突破。本章论述1997－2000年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发展与突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有人再度对其发展前景提出质疑，于是，思想理论界发生了一场姓“公”姓“私”的论争。针对人们思想上的种种困惑和疑虑，1997年5月，江泽民发表了著名的“五·二九”讲话，冲破姓“公”姓“私”的羁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高潮。党的十五大在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归属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入世”的挑战，我国政府对外资政策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多渠道、多方式吸引外商投资，强化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导向，并积极改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