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于西方文艺复兴的现代性，在启蒙运动时因获得历史内涵而得以真正确立，并被冠以“启蒙现代性”的称号。启蒙现代性源于人的解放欲望，并设定了一个关于“解放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启蒙理想并进行着积极谋划。　　 启蒙现代性在西方现代化实践并没有按照其预设的轨迹发展，而是发生了逆转，即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完成，从传统的束缚与蒙昧中刚被解放出来的人又陷入了新的蒙昧与统治。启蒙现代性展开的现实与预设的悖反，使得社会思想家对于启蒙现代性的“预设”表现出各异的态度。后现代主义者极力批判启蒙现代性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故事，主张只有消解掉导致失败的罪魁祸首理性和现代性本身，才能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现代主义者也批判启蒙现代性在展开过程中对人自身的发展所造成的重重困境，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性的价值，他们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只要对造成人的发展困境的根源——理性进行修正，保持其健康而合理的发展，完成这项规划，就能实现启蒙现代性的预设；马克思对现代性始终坚持着辩证的批判态度。既一方面积极肯定现代性在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方面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对于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人的异化与片面发展给予严厉批判，马克思不同于并高于现代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他不是局限于单纯的理念角度谈这一问题，而是深入到社会根基层面来探讨这一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　　 文章立足于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研究与分析视角，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出发，探讨现代社会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文章分三个章节展开：第一章，明晰现代性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现代性“谋划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指出现代性的“谋划”不仅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可能性，并基于二者之上获得未来展望性。第二章，揭露现代性“谋划”在实践展开中的困境并进行内在理念矛盾与外在制度陷阱的双重根源分析。第三章，从马克思人学对“现实的个人”以及人的“生存实践性”本质的观照中获得走出现代性谋划的出路——建构创新型的中国现代性模式，一种以“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指导下完成的科学发展的实践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