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时期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其吸收了“经济人”和“完美市场”等核心假设,充分放大“自由放任”的重要性,然后在和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理论学说,但由于其诞生的目的便是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始终没有脱离其国际垄断资本的衍生物和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本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大致可以表现为从经济思潮到资产阶级政治化再到新帝国主义,它从一个国家内部经济领域的理论逐步走向了国际政治化的方案。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以经济领域为背景作分析。新自由主义提出之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内生性危机,其作为一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说,认为处理大萧条危机不应该将重心放在需求侧和国家管理,而应当交给市场,通过市场的完美运行来恢复国家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及滞胀危机的产生,它们急需一种理论既能代替凯恩斯主义解决滞涨危机,又能适应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扩张的要求。新自由主义正符合这两个要求,并以“撒切尔—里根主义”的核心经济主张示人。同时,新自由主义开始走向资产阶级政治化,进行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推广。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新自由主义不能满足于经济体制的推广,故其与新帝国主义相结合,开始转向全球下的政治认同,企图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霸权地位。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内部的理论与外部的实践存在着冲突,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在其现实性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三个矛盾具体表现在:资本的自由与人的异化、“完美的市场”频频失灵、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三方面的矛盾使得新自由主义无法像其宣扬的那样真正地满足人的自由性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学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内生性的周期危机,其着眼于抽象的市场,却忽视了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基本属性。我国面对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冲击,需要在理论层面对其批判:首先,用新集体主义回击自由化引发的个人主义;其次,用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思想回击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后,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的经济制度回击全盘私有化。以上三个武器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抵御西方社会思潮的制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