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史为题,对文言小说在其最后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讨。“前言”部分以量化统计的方式描述了文言小说在当时的发展大势,并简要评述了学界对该时期文言小说进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生存环境”探讨了清末民初时期影响文言小说生存的重大因素。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从开通民智、进化论及文体审美的角度发动了白话文及白话小说运动,文言小说的发展因此处于低迷状态。但梁启超等人的白话小说理论并未对以文言为高雅、白话为鄙俗的传统审美观造成根本的冲击,此外,晚清兴起的国粹思潮又将文言提升到“国粹”的高度加以维护,在观念上进一步强化了文言的优越性。白话小说理论的弊端和国粹学派的观点在清末的最后几年逐渐在小说创作界产生影响,并与民初“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和袁世凯政府的文化复古政策相结合,最终促成了民初文言小说的繁荣局面。在清末民初时期,传统型和新变型的文言小说都获得了并行不悖的发展,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对此进行了探讨。第二章“清末民初的传统型文言小说研究”分析了传奇体和笔记体的文言小说在该时期的发展状况。神怪、爱情与豪侠一直是传奇文的三大传统题材,由于反迷信运动的开展和科学主义时代的到来,清末民初的神怪传奇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状态;当然,宗教信仰和民俗观念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神怪意象所固有的审美魅力也具有一定的永恒性,因此当时创作神怪传奇者仍不乏其人。其中,林纾的神怪传奇充分承袭了唐传奇和《聊斋志异》的风格,但由于缺乏对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林纾的这类作品并不能走向一个新的艺术高峰。清末民初的爱情传奇数量众多。根据思想内容和审美旨趣的不同,当时的爱情传奇可分为两类:一类秉承了正统的传奇小说的特色,内容多“奇异而可传示”,讴歌具有超越性的爱情与人生,在艺术手法上讲求“本备众体”的文章之美;另一类作品以传奇文的形式表现带有鲜明的新时代气息的人物和事件,追求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当下性”,而对正统传奇所具有的史与诗融合的品格不甚讲求。清末民初的豪侠传奇也有较大的发展。在当时众多的豪侠传奇作者中,江山渊的作品艺术成就最高。江山渊所塑造的豪侠人物大都带有浓郁的儒、道文化的烙印,体现出作者对以传统思想为基础的文化人格的向往;在艺术表现上,江山渊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追踪《史记》的痕迹。本章的第二节“清末民初的笔记小说”探讨了清末民初的笔记小说观和笔记小说创作的具体情况。在清末民初,作为目录学概念的笔记小说和作为文体学概念的笔记小说是同时存在 1<WP=5>的,有人倾向于对二者进行一定的区分,又有人仍将二者混为一谈,时人依违于小说概念的现代意义与传统意义之间。清末民初的笔记小说观的含混状态与笔记小说本身的芜杂有关,也与笔记小说所具有的百科全书式的性质有莫大的关联。前代的笔记作品的再版与时人的新创作共同促成了清末民初笔记小说的繁荣。该时期的笔记小说无论在写法还是意趣上,大都继承了传统的笔记作品。不过,不少笔记小说一反过去犹贤博弈的性质,开始履行社会批判的功能,这在讽喻型和影射型的笔记体志怪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三章“清末民初的新变型文言小说研究”探讨了在题材、主题、叙事体制与审美旨趣等方面呈现出新变倾向的文言作品。在文言小说的传统中,社会小说并不多见,且大都采用了超现实的意象,少有写实之作。但在清末民初,社会小说大量增多,其中的部分作品已不再使用超现实的意象影射和讽喻社会现实,而是运用了近乎于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主题,有些作品甚至具备了成熟的现代短篇小说的品格。还有一部分社会小说虽不具写实主义的风格,仍然采用了象征和寓言等形式,但作品用以象征的喻体与传统的意象迥异,且在叙事体制方面突破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陈冷血的作品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在清末民初的写情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类传奇小说”仍然秉承了过去的爱情传奇的旨趣,如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为题材、追求事件的离奇曲折等,但在叙事体制方面皆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新变,《碎琴楼》、《玉梨魂》等即是这样的作品。另外,以周瘦鹃的《西子湖底》为代表的作品虽也描写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但表现的已是近乎于变态和畸形的人生与情感,体现出作者对神秘的病态美的玩味。在清末民初,还有一类写情小说不再关注传奇式的人生,而是聚焦于平实普通的感情生活,在对恋爱或婚姻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示中,传达出了平常人的欲望和感受,徐卓呆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自叙传小说是本章所讨论的第三种新变型文言小说。自叙传小说渊源于古代散文领域里的自叙传传统,归有光散文、《影梅庵忆语》及《浮生六记》的成功示范使自叙传小说在清末民初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自叙传小说以个体的真实生活为原型,通过散文的笔法来表达一种忏悔意识或怀旧情绪,与现代的小说随笔化的潮流隐隐相合。从内容上看,清末民初的自叙传小说可分为两类:一类仿效归有光的散文,写家庭生活、回忆故旧亲人的生前琐事;一类追摹《影梅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