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1915－2009)是汉英翻译大家，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此外，他还是一位外汉翻译巧匠。本文是把“归家”隐喻化理论引入杨宪益外汉翻译研究的一种尝试：主要是透过对“信达雅”的再思考和再阐释，试图在另一个世纪赋予其以新的方法论意义，以说明新的视角有可能引出新的理论指向，进而对杨宪益的外译汉翻译的历史价值及其作用有所揭示和阐发。　　 杨宪益外汉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本文所研究的是杨宪益这一时期独自翻译并先后出版的7部外汉翻译作品，即：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古罗马普劳图斯的喜剧《凶宅》、英国萧伯纳的剧作《凯撒和克莉奥佩屈拉》和《卖花女》(杨宪益旧译为《匹克梅梁》)等4部戏剧，以及古罗马维吉尔的《牧歌》、中古法国史诗《罗兰之歌》和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等3部诗歌。这些作品都是直接译自源语(古希腊、古罗马、中古法语以及英语)。　　 “归家”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文化普遍意义的隐喻，因为其中隐含着人类心智活动的共同规律。翻译是人类的一项心智活动，因此，以这一隐喻来观察和解释翻译现象，便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本文把“归家”隐喻化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并从中推出“归家”的三个指向作为研究框架，以此考察、分析、阐述杨宪益七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归家”。我们认为，杨宪益的翻译之所以为人称道，他之所以具有榜样或“楷模”意义，就在于这位翻译大家自我认识上的“归家”。首先，他选对了职业。杨宪益说：“翻译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就职业来说，翻译工作就是杨宪益“熟稳”的工作、“老资源”能够用得上的工作、“在家”的工作。其次，杨宪益并非来者不拒，什么都译。他说“我翻译我喜欢的东西”。外汉翻译的每一部作品，虽说不一定都是他主动要求翻译的，但都是他喜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兴趣爱好的“归家”，是返求自身，而不是舍近求远。再次，“我手写我口”。杨宪益不论是作文还是翻译都反对追求雕琢，给作品“浓妆艳抹”，而是坚持自然无为，水到渠成，口头上怎么说，就怎么写。而“我手写我口”，也与孔子的“辞达而已矣”和老子的“道法自然”是一致的。这也表现了杨宪益在翻译话语上是返求自身，而不是舍近求远。最后，坚守“信达雅”标准。杨宪益终身信奉“信达雅”，去世前两个月，还在强调“尚无人超过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论。”杨宪益虽没有使用“归家”这一隐喻来形容他的翻译追求，但是，“信达雅”显然就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或归向的“家园”。也可以说，做到“信达雅”就是令他“心安理得”的“确实结论”。可见，杨宪益在翻译上的确始终秉承的是“归家”的思想路线，这也就为其翻译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及翻译的隐喻化理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与重点、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步骤以及创新之处等。　　 第二章从探寻“家”的隐喻意义入手，通过对钱锺书论述“回家”哲学意蕴的分析和梳理，试图为本文揭示出“家”和“归家”的指向及其对跨文化翻译的方法论意义。钱锺书“回家”论的核心是“心安”。而关乎“心”的“安宁”的三个条件最终是“安全、便捷、舒适”，因而，三者便成了“人心”所向的“家园”的特定指向。“回家”隐喻的三个指向也就是三个追求，反映在翻译标准上，就是杨宪益在翻译中所毕生坚守和追求的目标：“信、达、雅”。做到了“信达雅”，也就意味着，“做到了家”，由此“心”才能趋于“安稳”。基于杨宪益关于“信达雅”“无人超越”论的思想，本研究不仅探寻了“信达雅”所隐含的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基础，认为“信达雅”反映了人类对“安全、便捷、舒适”等三个普遍性的基本诉求，而且，还透过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现象以及中外诸多大家在翻译标准上的“殊途同归”来加以论证。这样，本研究的工作框架确立为：面向正确无遗的忠实原则、走向明白易懂的通达原则和趋向得体恰当的适宜原则。翻译活动若是在理论上尽可能做到三者的统一，才可能是令人心安的、满意的、“到家”的翻译。这样也才能在接受者那里形成理想的、令人神往并可能陶醉其中的精神家园。　　 第三章考察杨宪益译文在“安全”指向上的“归家”。人们对“安全”的诉求，在翻译当中，表现为对“信”或“忠实”的要求。这也是杨宪益着意强调的一个原则。杨宪益译本对“信”的诠释及其在译作之中的“演绎”表现在：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忠实于原作的文化意象以及忠实于原作的语言风格。我们通过分析认为，杨宪益不愧为高手妙笔，其译文深得原作的“个中三味”，尽管个别译文尚有不尽人意之处。杨宪益的成功，同时印证了“前景化”手段的再现，可以有力地突出原作的艺术力量；而这同样也有效地说明了，“语言好客”原本就是翻译家“寻觅家园”在语言上的一个表现：使语言在其“悦纳异己”的作用的基础上，“回到”那属于自身的“家”中。　　 第四章考察译文意义的显豁与话语的“通达”。人们对“便捷”的普遍诉求，反映到翻译话语上，则是对“达”或明白易懂的要求。通顺达意、明白易懂，才能不造成理解上的障碍阻障妨碍、疑惑困惑迷惑。也只有这样，“心”才得以复归于并安居于“家”。不便捷，也就是费解难懂，佶屈聱牙，“心”便有所挂碍，便难得“安稳”。如果译文通顺通畅，可读可诵，读者便能轻松、顺利地通达译本所呈现的“家园”。在对“达”的处理上，杨宪益采用了多种“明晰化”的策略。其中包括：意译与归化，增补，句式结构的调整，语句浅白简短以及“超文本”手段的运用等等。杨宪益以自己对源语的“神理”和“到家”的表达，消除了可能给读者带来的不便与不安。可以说，杨宪益的翻译话语简洁顺畅、明白易懂，看不到晦涩难懂、诘屈聱牙的表达。这便可以确保读者“心无挂碍”地走进译文构筑出的精神家园，并怡然自得地徜徉于其间。　　 第五章侧重的是译本在舒适指向上的“归家”。舒适意味着得体、恰当、适宜、“熟稳”和愉悦，可看作广义上的“雅”。通过对七部翻译作品的考察、对比与分析，可以看出杨宪益对“雅”的具体诠释：“雅”并非单纯是文字上的“雅”，而还包括得体、合宜、新颖等关乎“舒适”意义上的“雅”。在表现上，有关特质指向意识形态、诗学传统、翻译话语的得体性，以及“完善”原作的圆满性意义上的“改写”与“升华”。而有关处理，自然是要使“家园”意识在更为“纯熟”的艺术境界当中加以显现，因而，也就是为了使“家园”更具“美化”或理想化的特色。尽管在有些方面(如意识形态的与诗学上的“改写”)，杨宪益并没有具体谈到，然而，在其译文当中，他的确是挥洒自如，自然包括在适时而动的“改写”上。这样的“改写”，看似不忠实，甚至是与杨宪益坚守的“信”背道而驰，但他之所以这样做，一般是为了顺应语境的需要，不能不有所变化，这也是译事规律“使然”因而“不得不然”。由此可见，文学翻译，同文学艺术创作一样，都是在要求“回到事情本身”，亦即回归“本身”--“回到家”。之所以说“回家”是人类文化的某种规律性的表现，仅就杨宪益对“雅”的“归入”来看，也可再一次得到印证。　　 第六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内容，进而说明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结论是：杨宪益的翻译始终是趋向“家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