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用地“三权分置”的正式提出,使得农民和土地关系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得到推进。紧随其后,为推动农用地金融属性的发挥,“三农”领域内的融资担保业务于广泛的试点地区得到开展。直至《民法典》取消了耕地的抵押禁止,《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用地以融资担保权能,并初步构建了相关担保体系,农用地的融资担保权能方得到法律的确认。至此,实践中关于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关系的成立与效力认定方有特定的准则。然而长期所积累的试点经验与诸多学者的理论探索包罗万象、各有千秋,使得立法考量难以照顾全面。这也导致映射在司法适用中的现有担保规则暴露出诸多问题,因此结合现实司法适用对土地经营权担保规则予以整体性分析,助于规则本身的体系性构建和司法适用的合宜。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权能的赋予目的在于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现代化和农用地效能最大化,并逐步推进和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这一目的的实现起初在政策的逐步推动下,使得土地经营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得以分离。此后在该基础上其流转和担保规则在各个试点地区得到积极探索,形成了以直接担保模式和反担保模式为主要类型的土地经营权担保模式。最终在相关担保规则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民法典》中得到确认。自此,我国农用地土地制度进入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三权分置”时代,农用地的融资担保功能得到激发。然而土地经营权担保规则的构建当以土地经营权本身的界定为前提,物权债权区分理论影响下的新型权利定性是规则完善的先行条件。由此,笔者以源生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和担保法律规则为蓝本对其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并进一步阐明其为物权性权利的合理性,为后文其担保方式的确定提供理论支撑。与此同时,对土地经营权担保关系的构成和设立规则予以分析。随后,笔者利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7条和《民法典》第341条在内的土地经营权担保规则对相关案例予以检索并分析得出:其一,当事人担保方式选择不一,包含抵押、质押。其二,土地经营权上担保未能设立的原因多为未取得承包方的书面同意。其三,土地经营权担保的客体范围和主体多以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而定。其四,对于土地经营权担保实现于裁判中的反映,且仅能依靠拍卖、变卖等传统实现方式对债权予以实现。通过梳理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的政策演进和立法现状,以及土地经营权担保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得出土地经营权担保所面临的法律困境,主要包括:其一,承包方书面同意的设定不甚合理,此规定致使农业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展望受限,且和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不符。此外使得土地经营权物权性质名不副实。而对于登记对抗主义的采用似存在不合逻辑之处,在于其与不动产担保规则、土地经营权自身的担保体系不相匹配。其二,土地经营权担保主体作为农用地融资担保的参与者,理应具备一定的条件,而根据法律规定可知,无论是担保人,还是担保权人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三,土地经营权担保客体范围模糊化,仅将概括性的界定为土地经营权,但以土地经营权直接作为担保客体过于抽象,不易权利的最终实现。其四,传统担保实现方式与土地经营权担保实现不能完全适配,导致其担保权实现存在障碍,进而使得担保权人对于农用地上借贷关系成立的参与意愿较低。综合上述现实困境,笔者首先从理论角度上将其担保方式确定为抵押,而非质押,并从抵押物应具备稳定性和权利抵押权的传统含义的角度出发,对债权属性下的土地经营权设定权利抵押进行批驳。其次,在此前提下,将土地经营权抵押双方当事人加以确定,其中抵押人应当为农户全体成员,抵押权人为银行等金融机构。而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抵押权人的债权,同时推动双方抵押融资关系的成立,其客体范围应当及于地上附着物。再次,关于土地经营权设立规则,立法者以农用地社会保障功能的考量,与修订后的土地经营权并不完全相称,由此应不再以承包方的书面同意为前提。同时,为增加土地经营权担保的公示效力,应将登记对抗主义过渡为登记生效主义。最后,为解决金融机构贷款收回困难问题,对抵押权传统实现方式予以适当变通,以鼓励发包方通过再流转方式进行回购为主要路径。并为使得抵押权得到全面实现,应当借鉴强制管理方式对其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