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英国展现了十分鲜明的民族特征。精神特质上，英国人温和克制、不盲从权威、不走极端、注重经验；发展模式中，他们注重在传统与变革中的权衡，保持在政治与宗教等事务上的平衡。这种特质在启蒙精神的扩散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在自由主义的时代要求与浪漫主义初期明显的破坏性中努力寻求着某种平衡。休谟作为经验主义的集大成者，以对道德现象的探讨为核心，建立起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对盲目乐观的科学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是这种英国精神在启蒙运动中的绝佳代表。休谟的道德哲学在方法和理论的基本原则上与他的人性哲学体系保持了一致。休谟认为，道德哲学是实践的科学，要建立在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他指出，道德的根源是人内心的道德感，而非理性；在道德评价与判断的依据上，休谟提出了对自己有用、对他人有用、直接使他人愉快和直接使自己愉快；休谟还把德性分为人为之德和自然之德，提出借助同情，可以使看似主观的道德感普遍化，从而使道德判断成为可能。就对社会的公利性而言，人为之德正义无疑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休谟将正义法则视为和人性一样是不可改变的原则，这体现了他关注社会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在研究方法上，休谟大量的运用心理描述与心理分析，强调习惯、联想和想象在道德评价中的作用。在休谟生活的时代，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以及政治科学还处于它们的童年时期，它们混合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一门“人学”，只是到后来，它们才分化出来，自成专业。在那时，道德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核心，还缺乏后来对具体社会问题分析的精细学科分类，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大伦理的概念。因此，休谟对道德思想的考察，也就自然延伸到政治、宗教、美学、历史等知识领域。休谟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宗教是情感主义的道德宗教；他运用在道德问题探索中大量使用的心理分析方法对美学原则进行探讨；而他的历史认识服务于其对道德现象的关注与分析。休谟的道德思想在思想内容和道德情怀等方面都存着着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