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研究威廉·福克纳作品中的男性气质。以往的研究通常局限在心理、社会或文化研究的视域下探讨福克纳及其作品对南方主导性男性气质的解构。这些研究注意到了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对福克纳笔下男性人物的影响,对美国南方社会历史语境在男性气质建构中的决定性作用缺乏深入考察。不仅如此,这些研究,尤其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研究通常将男性气质视为一个问题性概念和父权制的同谋,因此评判时以否定和质疑为主。相比之下,南方传统男性气概中蕴含的优良精神品质则被淡化。事实上,正是这些品质赋予福克纳笔下的个体男性在日益变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追寻自我身份的动力和活力。有鉴于此,本论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之交美国南方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考察福克纳作品中男性气质的动态发展过程,挖掘男性气质与家庭、种族和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探讨福克纳的男性人物是如何建构、展现、协商甚至反思男性气质,将非传统的男性气质作为抵抗主流意识形态和应对社会巨变所造成的焦虑的方式,尝试探寻和追求一种新型男性气质模式。首先,本论文以《喧哗与骚动》为例,分析福克纳早期作品中白人家庭内部的男性气质危机。这种性别危机与懦弱无能的父亲、冷酷无情的母亲、紧张的夫妻关系和疏远的兄弟关系等家庭环境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一时期,南方经历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转变。社会结构的转变导致以往占统治地位的种植园阶层丧失特权,同时也带来黑人、女性以及工商业资产阶级等边缘群体的崛起。在这种状况下,上层白人男性陷入了无限的恐慌和焦虑,其男性气质呈现出对金钱的迷恋,对女性性行为的厌恶以及对少数族裔的憎恶等病态性趋势。其次,本论文以《八月之光》为例,探讨福克纳中期作品中男性气质与种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福克纳笔下的白人男性为了实现对黑人的统治和支配,将他们塑造成性欲旺盛的“黑人强奸犯”形象,以此表明他们给白人女性、家庭、种族纯洁性甚至整个国家带来的巨大威胁,进而证明对黑人实行私刑的合理性。事实上,白人对黑人及其男性气质的贬低和排斥不仅与其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密切相关,而且与白人对自身男性气质不足的焦虑和恐惧相联系。在这种状况下,白人凭借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的优势,对黑人进行暴力恐吓和压制。通过描写黑人男性由于打破种族和性禁忌而受到白人男性的暴力威胁,福克纳揭示了南方主导性男性气质的排他性和种族歧视的本质。最后,本论文以“斯诺普斯三部曲”为例,考察福克纳后期作品中男性气质与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福克纳笔下的穷白人男性试图通过三种方式建构其主体身份和展现其男性气质:一、以弗莱姆为代表的白手起家者信奉美国的阶级流动神话,根据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获得的经济成功、确立的社会地位和赋予的流动权来定义和衡量其男性气质;二、以明克为代表的旧南方荣誉观的推崇者依靠以暴制暴的方式捍卫个人的荣誉和尊严;三、以拉特利夫为代表的性别平等的支持者拥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等南方传统美德,坚守诚实守信和公平交易的原则,摒弃性别对立的二分法思维且放弃控制女性的欲望。通过对弗莱姆、明克和拉特利夫等三位穷白人的塑造及其结局的安排,福克纳暗示只有拉特利夫最终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成功,成为南方社会的新男性。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本论文认为福克纳在解构和摒弃南方传统男性气概中的暴力、霸权、控制、征服等消极因素的过程中,探索了一种汲取勇敢、坚强、同情心、责任感等传统美德且适应女性和族裔他者存在的新型男性气质模式。这是福克纳在审视和反思南方男性气质这一社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美好愿景,体现了福克纳对人性的思考以及他的人文主义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