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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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阈下抑郁所指的是未达到抑郁症症状与病程诊断标准的一种抑郁状态。此类人群存在较抑郁症更高的发生率,且同抑郁症表现出相似的生物心理过程,社会心理功能同样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与重性抑郁症具有类似的致残率及无价值感[1]。研究发现超半数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发病一年前即出现抑郁症状[2],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发展为抑郁症。目前许多研究显示炎症与抑郁症免疫学机制上的交叉重叠,因而有关细胞因子的免疫学研究在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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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阈下抑郁所指的是未达到抑郁症症状与病程诊断标准的一种抑郁状态。此类人群存在较抑郁症更高的发生率,且同抑郁症表现出相似的生物心理过程,社会心理功能同样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与重性抑郁症具有类似的致残率及无价值感[1]。研究发现超半数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发病一年前即出现抑郁症状[2],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发展为抑郁症。目前许多研究显示炎症与抑郁症免疫学机制上的交叉重叠,因而有关细胞因子的免疫学研究在阈下抑郁患者的早期识别、诊断及日后疾病的治疗、预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目的:明确阈下抑郁患者与细胞因子的相关性,对比阈下抑郁患者与健康人群及抑郁发作患者间细胞因子水平的差异性,为阈下抑郁患者的筛查与治疗提供实验室数据支持及理论学依据。方法: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健康对照组(30例),阈下抑郁组(30例)与抑郁组(30例)。收集其一般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得分,次日晨起空腹采血,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中白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白介素-4(Interleukin-4,IL-4)、及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浓度水平。结果:1、健康对照组、阈下抑郁组、抑郁组三组间在一般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阈下抑郁组患者在抑郁情绪、自杀、睡眠不深、工作与兴趣、精神性焦虑、躯体性焦虑及总分方面较健康对照组评分高(P<0.05),在迟滞方面评分方面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阈下抑郁组患者在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入睡困难、早醒、迟滞、激越、性症状、疑病、体重减轻、自知力及总分方面较抑郁组评分低(P<0.05)。抑郁组患者在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入睡困难、睡眠不深、早醒、工作与兴趣、迟滞、激越、精神性焦虑、性症状、疑病、体重减轻、自知力及总分方面较健康对照组评分高(P<0.05)。3、抑郁组患者血清中IL-1β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阈下抑郁组(P<0.05),抑郁组患者血清中IL-4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阈下抑郁组(P<0.05);阈下抑郁组、抑郁组患者血清中TNF-α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4、全部受试者细胞因子水平与HAMD-17各因子及总分的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IL-1β水平与抑郁情绪、自杀、入睡困难、睡眠不深、早醒、工作与兴趣、迟滞、激越、精神性焦虑、疑病、体重减轻、自知力及总体方面呈正相关(P<0.05);IL-4水平与抑郁情绪、自杀、睡眠不深、工作与兴趣、迟滞、激越、精神性焦虑、体重减轻、自知力及总体方面呈负相关(P<0.05);TNF-α水平与抑郁情绪、自杀、睡眠不深、工作与兴趣、迟滞、精神性焦虑、体重减轻及总体方面呈正相关(P<0.05)。结论:本研究得出抑郁症与阈下抑郁的发生与发展中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免疫系统紊乱、失衡,从而引起异常免疫炎性反应,表现为炎性细胞因子(IL-1β与TNF-α)水平表达的升高,抗炎细胞因子(IL-4)表达水平的降低,阈下抑郁患者TNF-α水平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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