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大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多个城市持续亮出雾霾红色预警。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不仅仅是空气质量持续恶化的标志,更是地区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的重要警示。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攻克雾霾治理难关已成为我国构建生态和谐社会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一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雾霾治理主要依靠上级命令推动,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显然牺牲了公众参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信息（特别是网络信息）可获得性的增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正在逐渐提升,而新闻媒体对环境破坏披露力度的不断升级,无形中也给政府和排污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压力,并逐渐衍生出“舆论倒逼”理论,那么,在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缺乏动力自主解决雾霾污染问题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某种自下而上的途径破解城市雾霾治理困境显然值得研究。基于上述观察和思考,本文利用五大新媒体平台获取了2009-2017年各地级市关于雾霾、大气污染等词条的舆论信息,并基于分层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表征公众关注度的网络舆论指数,重点采用空间计量分析工具,在考察雾霾污染时空演变特征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条件下,分析了网络舆论对雾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具体而言,文章首先采用Python软件基于爬虫理论方法获取了“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发布的2013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地级市的空气质量日度数据;爬取获得“新浪微博”、“百度指数”、“人民日报”、“新浪新闻”、“天涯社区”等不同媒体平台2009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共计220万条与雾霾、大气污染等词条相关的网络媒体信息;搜集汇总了中国地级市人民政府、环保系统网站中与雾霾、大气污染治理等相关的信息公开记录并对其进行分类;同时,考虑到实证部分数据长度问题,本文还利用Arcgis地理信息系统对“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Socioeconomic Data and Applications Center）”的PM_2.5年均浓度值作了解析,以便后文实证分析。在城市样本的选取上,本文综合考虑各市PM_2.5年均浓度值高低情况及地理区位和“胡焕庸线”（人口密度分界线）的划分,最终选取出92个重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上综合考量了雾霾污染程度与人口密集程度。基于理论分析,文章在第3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分别为:（1）网络舆论所产生的“舆论倒逼”效应有助于推动雾霾治理问题,进而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效果;（2）政府环境规制是网络舆论缓解雾霾的中介机制,其中,以管制性工具及经济工具的政策效应最为明显,而信息工具收效甚微。实证部分,文章首先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对上述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高污染俱乐部”集聚特征,同时还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邻地PM_2.5浓度上升1%将导致本地PM_2.5浓度上升0.589%;（2）网络舆论的增加,不仅有助于缓解本地的雾霾污染,同时有助于降低邻地的PM_2.5浓度,且由这一因素引起的邻地PM_2.5的改变与本地PM_2.5的变动比例近似为1∶0.87;（3）当某一城市（地区）的雾霾管制性规制、行政规制、经济规制达到样本城市的平均强度时,网络舆论对PM_2.5的影响分别为显著的-0.730、-0.719、-0.710,即网络舆论将通过上述三种规制行为达到雾霾治理效果,但信息工具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其次,文章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局部回归模型（GTWR）对上述研究的时空分异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分区域来看,当雾霾爆发时,网络舆论对92个样本城市PM_2.5的影响在地图上呈“两极正效应,中间负效应”的分布体系,即东北地区及西南地区无显著影响,而抑制效应最强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华北和华东地区,主要由“高污染俱乐部”成员组成。政府规制行为中,环境信息规制更有助于东北地区缓解雾霾,经济规制工具对西南及关中一带具有较明显的雾霾减少效果,管制性工具则对除了东北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都有较强的雾霾抑制效应,而行政管制对PM_2.5高值区作用效果最为明显;最后,文章基于三重差分模型（DDD）考察了舆论倒逼下不同政府治霾行为的规制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长期来看,长期政策对雾霾缓解作用并不明显;而在短期内,与短期政策这一政府临时性重视行为相比,长期环境政策更有助于发挥政策效应,改善城市空气质量;（2）我国高风力地区如长春、吉林、四平、沈阳、秦皇岛、鞍山等城市可能存在“靠天吃饭”的雾霾治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