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逐渐成为人们生存与生活的主要载体,也成为经济、文化、信息、资源交汇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面对着市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城市辖区政府更多的倾向于以集体行动代替传统的单独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而如何深层次的协调集体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防止合作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这将成为城市辖区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关键,也成为公共治理目标实现的核心。因此,对城市跨区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集体行动根源的探究显得尤为重要。城市辖区政府集体行动是指城市辖区政府基于共同获益的利益结构和获益预期而采取的共同行动及其行为过程,其本质则是集体行动参与者之间的博弈过程。西方学者所倡导的集体行动研究的博弈论视角及其核心思想——“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阿罗悖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通过把集体行动的三大模型引入到城市跨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环境中,并结合集体行动的理论基础,我们研究发现,城市辖区政府跨区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因素,即,不确定性,外部性与内生结构性。而基于公共决策机制的内生结构性变量是引发集体行动困境的内在根源,不确定性、外部性所引发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是其外在表现,本文正是基于这条主线展开研究和写作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性排斥使得政府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唯一主体,而政府决策机制的结构性排斥又使得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力不从心,这主要源于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获取政治资源与行政租金才是政府存在的最大目标,这使得城市政府,尤其是自身资源有限的城市辖区政府在公共需求的发现方面是被动的,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是非理性的,在治理结果上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更是缺少问责机制约束的。因此,本文基于政府经济人的假设,提出公共决策机制是引发城市辖区政府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动因,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是避免政府集体行动的有效措施。本文既是对西方学术成果的继承,也是对国内传统研究领域的突破。我们以“跨区公共服务”为切入点,运用公共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对城市辖区政府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源、外在表现进行了深度分析,弥补了国内现有研究存在的缺陷,把学术研究的触角首度延伸到城市微观与宏观的交叉地带。但是,由于本文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城市跨区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集体行动困境进行的分析,缺乏数据上的支持,使得论文显得十分单薄,但至少为今后城市公共治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