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风格特点的传译是文学翻译成败的关键,因而也是翻译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中外在语言、思维以及文化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文学翻译在风格的传达上往往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而对于原文风格强烈的文本来说更是如此。原作的风格特点越强烈,翻译中所面临的障碍就越多,因而留给翻译的空间也就越大。格非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曾与余华、苏童并称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三驾马车。到了二十一世纪,格非重新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灵感,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理论著作都出现了一种向传统文学致敬或者说向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他的作品语言纯净优美、带有浓厚的书卷气和中国古典审美,小说主题眷顾历史和命运,这些都构成了格非独特的写作风格,其中最值得翻译领域进行探讨的,便是他作品中的古典性元素。可以说,古典性构成了格非小说强烈的个人风格,但同时也给翻译提出了诸多挑战,这种强烈的个人风格既是格非作为作家成功的原因之一,但也给其作品的翻译造成了重重困难,格非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没有余华、莫言等人成功,很可能正是因为其小说中所特有的中国古典经验和审美。本论文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选取格非复归传统的代表作《人面桃花》法译本作为研究对象。该译本由Bourrit夫妇翻译,两位译者一位法国人一位华人,能更加充分地体会原文本意蕴,并将其采用适当的法语进行表达,使得其译文具备研究价值。本论文从文字、文学、文化三个层面出发,旨在探讨《人面桃花》在古典性元素的翻译中可能遇到的难点,通过详实的译文对比,就原文特点、译者在翻译中所遇到的困难、译者的翻译策略等问题进行深入探析。论文由绪论、主体和结论三部分构成。在绪论中,首先将探讨翻译的文化观,从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出发,强调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重要影响;接着将格非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其近年来代表作《人面桃花》在国外的译介进行宏观梳理,综述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本论文试图解决的问题。论文主体部分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关注翻译的文字层面,格非的文字以典雅著称,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独特审美,论文从具有古典审美特色的人名、地名、物品名等名词以及形容词的翻译出发,发现《人面桃花》法译本在词汇翻译中更多地采用直译的方法,尊重原作自身的风格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译文更加流畅,但在文字所蕴含意义的传达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第二章从文学层面入手,就叙事方法、修辞和节奏三个主要方面译本对原文本文学性的还原进行研究。《人面桃花》传承和借鉴了史传的叙事传统,文本保留了诗歌的抒情传统,采用象征、典故、意象等多种修辞手段,通过字词结构和音韵的组合,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节奏美。译者通过归化、阐释等手段,尽可能地对原文的文学性进行了再现,但由于中法文学传统及其表现手法的差异,以及译者对格非的创作理念考察不周等原因,译文仍有一定的不足。第三章从文化层面出发,探讨小说中蕴含的民间信仰以及文化隐喻的翻译。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译者试图打破语言障碍,尽可能地还原小说原有的风貌。但由于两国文化传统的差异,译文在达意等方面仍有继续完善的空间。结语对《人面桃花》法译本的特点进行总结,指出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克服文字、文学、文化中的障碍,但仍有未达之处。矛盾之处更在于,格非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其文字的古典美,但这一特色却很难在译本中得到传译;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格非在叙事方面进行了实验性写作,损害了原文的故事性,这一障碍客观上也造成了格非小说的传播困难。乔治·穆南认为翻译是可能的,但是却是有限的,而格非小说创作风格的最大特色恰恰是翻译之有限之处,也是译者需要不断努力,使翻译不断接近原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