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被较早的规定在刑法当中,现实中诈骗罪经常发生。诈骗罪的相关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的丰富和成熟,但是现实中,因为诈骗罪的行为方式、定性及最后的量刑等方面都存在疑难点,认定诈骗罪以及认定之后的量刑仍然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天价过路费案就是这样一起案件,时建锋的行为表面上既符合《刑法修正案(七)》第12条第2款设立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详细分析了时某的行为与合同诈骗罪、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和诈骗罪的差异,最后认为时某的骗免过路费的行为属于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通过分析认为财产性利益应属于诈骗罪的犯罪对象,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时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本文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分析“天价”过路费作为诈骗罪数额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根据相关资料,时某偷逃的过路费确实有368万元之多,但是把368万元全部作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缺乏法律依据,本文详细分析了368万元的构成及因超限而加倍收取的费用不应做为二次惩罚的依据的原因。本文最后就本案折射出来的一些现实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表现为：高速公路收费高且随意性大,反映了我国在高速公路收费制度方面存在漏洞；司法实践中重定罪轻梁刑的习惯,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权威,无法使司法判决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新闻媒体在当代的司法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到新闻舆论的作用,扬长避短,努力构建二者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