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末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以来,文化与翻译被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翻译不仅被视为语言的转换,更被看作两种文化的交流,“文化翻译”这一术语也随之出现。文化翻译必然通过翻译策略得以实现,而文化翻译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成为译者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译界对此并无定论。本论文从译界对文化翻译策略的争论出发,以我国古典著作《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为例,对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行了探讨。鉴于译界对文化翻译的定义驳杂繁多,并无定论,论文第一章首先对文化翻译这一概念进行了厘定,认为文化翻译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翻译即从文化的视角研究翻译,探讨翻译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狭义的文化翻译则是文化信息的翻译。论文第一章首先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文化信息的翻译,随后对语言、文化及翻译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由于译界对翻译策略的争论颇多,论文第二章对国内外翻译策略的争论进行了综述,认为无论是韦努蒂等倡导的异化论,还是奈达等主张的归化论,就文化信息的翻译而言各有所长,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异化的翻译策略以源语为归宿,使源语文本中的“异质”文化特色得以保留;归化则以目的语为归宿,使译文表达流畅通达,易于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背景及期待等因素的多重制约,常选用字译、音译、替换、阐释、注释和省略等多种翻译方法,采取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论文第三章选取《浮生六记》两英译本——林语堂译本及白伦和江素惠的合译本作为个案,对其中采用的文化翻译策略进行了比较研究。《浮生六记》作为清朝文人沈复的一部自传性笔记,富含中国古典文化的因子。研究发现,两译本在传译书中文化信息的过程中均选用了上述六种基本翻译方法,间或多种方法并用,采取了两种文化翻译策略共用的方式。对《浮生六记》两英译本的研究一方面证实文化翻译策略的使用受到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表明,多种文化翻译策略和方法可以互补共用,实现文化信息的成功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