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战时私立光华大学沪校的办学概况、师生生活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光华校方、师生在抗战中的坚守,从而展示出战时办学的多样性,亦可见战时留守区除军事外的另类抗战途径,并借此说明私立光华大学沪校能坚持到抗战胜利并成功复校的原因。在抗日战争日益严峻的境况下,光华校方选择部分内迁成都、部分留守上海,光华校方作出此种抉择主要有如下考虑:光华大学作为私立学校,其办学经费不足,无法筹集搬迁费用;光华校方与国民党、国民政府要员没有亲密往来,亦无法从教育部获得大额经费补足;同时,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根基和事业均在上海。在综合之下,光华遂决定部分内迁、部分留守。“孤岛”时期,光华沪校办学的经费来源包括学杂费、教育部补助、银行借贷、社会捐赠、贩卖大西路校舍所得等,经费来源途径虽多,但数额却入不敷出。光华沪校的校舍几经搬迁,到1938年基本稳定下来,在证券大楼坚持到抗战结束。为了解决教师生计,沪校增设了商业专修夜校、改革历史系。为了显示对国民政府的忠诚,沪校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在校实行了导师制和改革了学校行政系统,由于人员的缺少,大都流于形式,但毕竟显示了学校对国民政府命令的服从和忠诚。上海沦陷后,光华沪校以学社的形式继续开办,由于特殊时期,课程也是时上时停,还要受到日伪两方的不是骚扰,在蒋维乔先生的周旋之下,学社拒绝向日伪登记,既保持了学校的民族性,又使学校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光华成都分部是光华大学内迁部分,校方领导既有光华旧人,也有川省地方人士;办学经费亦有川省政府和士绅的捐赠;办学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日军的轰炸,这些均是与光华沪校不同之处。留守学校与内迁学校属于战时两种不同类型的办学,蓉校是在大后方办学,沪校是在战区办学;两类的办学均是对日本侵略的文化抵抗,沪校是“直面敌人”,蓉校是“曲线抗敌”。光华大学,尤其是光华沪校在上海的坚守体现出了学校具有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