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知识者形象的三个类别：叛逆者、孤独者、零余者，分析各类别的特征以及这些形象类别的各自成因，同时勾画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的整体的生命镜像，以此来阐明关于中国知识者的身份与功能的辨证观。 一、知识者形象的分类辨析 (一)叛逆者——堂·吉诃德型：叛逆者是一个时代的精英和启蒙者以及新价值的先知，是对既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所构成的世界图象的摧毁者，是用新的知性取代既有的在全社会达成共识的旧的教条的颠覆者。叛逆者主要分为两种类型：浪漫主义的叛逆者，以郭沫若在《女神》里创造的抒情主人公为代表；现实主义的叛逆者，以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塑造的狂人为代表。 (二)孤独者——哈姆雷特型：孤独者具有强烈的原罪感，孤独既是世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枷锁，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惩罚。他们是独立的，但缺乏一种反抗的精神，他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矛盾而复杂，其结果往往是妥协的关系。孤独者的知识者的人物形象谱系依然起始于鲁迅，当代文学中以张炜创作的孤独的知识者形象较为突出。 (三)零余者——唐璜型：零余者享有一种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一种失去了任何空间的自由。零余者缺乏精神和思想的依托，他们不是一群永恒知性的思考者，而是一群感性生命的体验者。零余者的典型是郁达夫《沉沦》里的“我”以及贾平凹《废都》里的庄之蝶。 二、历史层累构成的知识者的生命镜像 (一)三个形象之间的时间逻辑：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知识者形象的序列中存在一个由叛逆者向零余者衍变的线形演变逻辑，同样在新时期文学的知识者形象中也存在着一个呈时间线形关系演变的逻辑关系。叛逆者，孤独者，零余者，无论知识者的主体形象处于哪个阶段，这个逻辑关系使过去的曾在、现在的当下与未来的期待形成有机的统一体。知识者的三种形象中的一种成为当下的知识者的主体形象时，其他两者就是其可预期的将来的形象。 (二)三类形象之间的空间构成:叛逆者、孤独者和零余者之间的可辩识的差异性是他们组成一个整体的知识者形象结构的前提。共同的批判性，共同的认知性，共同的超越性，共同的自由性四条联接逻辑也是确立一个知识者身份的四个基本基础，基于这四个联接逻辑，叛逆者、孤独者、零余者这三类知识者可以看作是同一个结构成分的种种置换因素。叛逆者、孤独者、零余者在对立之中相互依存，在隔绝之中相互交流，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多维的整体系统。 三、知识者的生命镜像的三个逻辑层次 (一)现代性与知识者的形象衍变:当现代性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内容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认为知识者启蒙身份的获得与失落以及知识者的形象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中的衍变正是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外在行为的驱动力使他辗转于庙堂—广场—民间的三个文化空间，而其身份则分别对应于叛逆者，孤独者，零余者。 (二力构成知识者生命镜像的三个心理内容:叛逆者、孤独者和零余者是三位一体，叛逆者代表了人的信仰本原，孤独者代表了人的存在本原，零余者代表了人的欲望本原。其实，每一个知识者身上都存在着信仰本原—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存在本原—对此在世界的思考、欲望本原—对物欲世界的沉迷，只不过在特定的阶段，某一种人性的本原以显性的状态存在，而其余两种本原以隐性状态存在并对显露的本原进行内在的颠覆。 (三)巫者原型与知识者的形象转换之关系:巫者是知识者的精神原型。从氏族成员中间走上神坛，然后在神坛上举行巫术仪式最后走下神坛重新汇入到普通氏族成员中的身份转换，与知识者在现代生活中的三种形象的转换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它在根本上决定了知识者在叛逆者、孤独者、零余者的三个形象中递演的逻辑。 就此，我们可以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的生命镜像就此做一个小结，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它是一个巫者原型，附着着在大地—台阶—祭坛间流转的冲动;在个体无意识层面，它是一个欲望本原—存在本原—信仰本原的结合体，分别实现于现实—传奇—神话的个体叙事;在外在行为层面，它是一个零余者—孤独者—叛逆者三者胶着轮转的复合体，辗转于民间—广场—庙堂之阳」。 知识者作为一个三位一体的复合体，在某一外在形象彰现的同时，内在的对其否定的因素也在滋长，最终将外在形象颠覆，并取而代之。这既是知识者针对历史境遇被动修正，也是对于自我认同的主动否认，正是在自我认同与自我否认的交互循环的辨证关系中，知识者才能确立起能动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