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权是以保障人们正常的社交活动为目的,在通信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自由行使的一项权利,其不受任何非法干涉。我国《宪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了通信权的基本内涵,确立了通信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地位,并对我国公民的通信权行使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规定。但宪法作为一部纲领性法律,仅对通信权作原则性的概括规定,对于其内涵、外延以及保护范围并未做出细化规定。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通信权内涵的丰富程度以及权利的实现深度前所未有,而随着国家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张,私权利也随之受到限缩。实践中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交警查阅手机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发生,使得通信权的限制面临着诸多争议,学界对此也展开了激烈讨论。围绕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的合宪性控制问题,本文试图按照“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基本权利的限制—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这一基本权利限制的审查框架对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展开讨论分析。即:第一步要结合宪法上通信权条款的规定,判断通讯记录是否属于通信权的保护范围。第二步要审查调取查阅通讯记录是否对通信权进行了限制。第三步要结合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对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进行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合宪性论证。基于此,论文从宪法学的角度出发,以合宪性审查和基本权利限制的理论为基础,将公权力行为对通信权的限制提升到宪法规制的层面上来,为其提供合宪性研究进路,使公权力行为的限制与通信权的保障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合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论文的第一部分是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所涉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首先对通信权的保护范围进行阐述,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信自由,二是通信秘密。然后展示了学界有关通信权保护范围的理论争鸣,结合“内容与非内容信息区分说”、“储存状态说”和“储存地点说”三个学说的内容,对通讯记录的所属范围进一步分析与确定。论文的第二部分是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首先引入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理论与外在限制理论,对该两种限制理论的简单阐述旨在加深对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认识。然后在分析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的基础上,从目的性、直接性和强制性三个标准层面判断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是否对通信权构成限制,得出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构成对通信权的限制。最后对调取查阅行为是否属于“通信检查”进行理论和司法实践上的分析,并提出对通信权存在其他限制方式这一解释设想。论文的第三部分是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的合宪性论证。合宪性审查包括形式合宪性审查和实质合宪性审查。论文从形式和实质两个维度尝试对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的合宪性进行论证。形式合宪性审查主要考虑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即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的行使是否有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实质合宪性审查则要考虑该该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即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是否符合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原则。论文的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的合宪性控制。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的行使要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首先需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具体做到:遵循宪法和法律限制基本权利的方式、明确通信权的保护范围和程序以及增设必要限制方式。其次需要恪守比例原则,对通信内容与非内容的通信信息进行区分,并对两者采用不同程度的限制方式,对通信内容采用严格的通信检查,对非内容的通信信息采用调取、查阅等限制程度较低的限制方式。另外,还要建立通信权的限制与权益保护的均衡关系,明确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通信权进行限制,从而促进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均衡,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最后,对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的宪法监督和救济机制提出完善建议,即建立有效的宪法监督机制、完善行政诉讼救济制度以及完善侵犯通信权的赔偿制度,以期规制调取查阅通讯记录行为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