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近现代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得到了充分研究与地位确认。诸多相关研究涌现，如针对南朝诗人鲍照的研究不断深入，鲍照诗文研究、鲍诗在当时与后代影响研究日益丰富。基于这一思路继续前迈，文章从接受史视角出发，力求全面而有深度地探析鲍照诗歌在清代的接受情况。论文共分为七大部分：
　　导论部分为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为鲍照诗歌在清代的传播概况。从鲍集流传、清代版本、选本著录入手，进行梳理与讨论。本章主要着眼于整体视角：首先从清代鲍集版本看，被收藏的鲍集至少有11种。接着从官方与文人自发所编文学选本《佩文斋咏物诗选》《古诗选》《诗原》《历朝诗约选》《十八家诗钞》《古诗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古诗源》中查看鲍照诗歌的著录情况：鲍照被选诗篇的数量覆盖其全部诗篇近九成；鲍照乐府诗、《拟古八首》、山水诗中的优秀诗篇著录最多。同时，在清代诗歌选本中，与魏晋南北朝重要诗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等诗人的录诗情况相比，鲍照被收录的诗歌占比较重。
　　第二章以清代“鲍家诗”接受现象为对象进行分析。首先界定“鲍家诗”内涵为鲍照创作的诗篇并强调其诗才、鲍照自挽歌所衍化出的“鬼语”；并对“鲍家诗”进行溯源与阐释，发现李贺诗“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对鲍诗的重要解读与传递作用。与此同时，清代“鲍家诗”接受中存在着与李贺无明显关系的，即清人利用鲍照之死与鲍照之诗才书写自身情感的“鲍家诗吟唱”现象。这些围绕“鲍家诗”进行创作的清人，或共鸣于“秋坟鬼唱”，或反用之为“秋坟不愁”，或出现王士禛针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爱听秋坟鬼唱时”唱和，或回溯至鲍照诗篇的“鲍家诗”聆听与传唱，或与题画诗相结合，出现在黄景仁诗《题李牧堂青岩图》、张问陶诗《戏题罗两峰鬼趣图》、“榆楼”事中。清代“鲍家诗”的接受呈现出鬼语化与承唐李贺、诗才与鬼语的双重性、时空艺术交流的特点，这与鲍照诗才、人面对死亡的感情、唐李贺对鲍诗的接受等密切相关。此外，清代“鲍家诗”接受具有文学治疗的意义，即在清代共鸣于“秋坟鬼唱”的诗篇如纳兰容若《蝶恋花》、孙枝蔚《哭方尔止·其一》、秦瀛《髯仙行吊刘思茗哭》、汪端光《夜合花》等，作者作为当事人置身在关系亲密之人死亡的境遇中所产生的极其深重的苦痛，通过抒写苦痛之情的方式，使得创作者的精神苦痛有了另一个出口，最终文学治疗成为可能。
　　第三章以清代“俊逸鲍参军”的“鲍照诗如其人”接受现象为对象，讨论源自杜甫的以鲍照赞誉李白的“俊逸鲍参军”之句，影响了清代所出现的针对“俊逸亭”为中心的歌咏、怀想等接受现象。重点探析鲍轸对“俊逸”内涵全面深入的接受行为：以“俊逸”名居室、作刊书牌记、名作品集、作为精神寄托而建的“俊逸亭”并且撰诗文。其中,鲍轸在《俊逸亭新编》（一卷）中创作的文《俊逸亭记》、诗《俊逸亭》、文《俊逸亭倡和集序》，充分体现了鲍轸对“俊逸”内涵的深度接受——“俊逸”深刻地融入到鲍轸官场工作（“筹画政理”）与日常生活（“斋居休暇”）中，并成为其精神寄托之所。此外，通过与清代其他接受现象“洗屐池、谢朓楼、太白楼”接受的横向对比，更可以确证清代“俊逸鲍参军”的承唐性、风格与人一体化接受的特征。总之，清代文人对鲍诗“俊逸”接受的广度不限于诗文，而已涉及清人的谒拜、修缮行为，甚至如鲍轸那样，深度接受在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建构中。
　　第四章从地域诗派湖湘派入手，分析该派以王闿运、邓辅纶为代表对鲍照诗歌的接受。在清代地域诗派林立的背景中，以王闿运、邓辅纶等人为代表的湖湘派独宗汉魏六朝诗歌。其中鲍照诗歌在该派中的接受较为深刻，直接体现有王闿运、邓辅纶诗文创作中的同题拟诗；亦有王闿运诗歌的“肥”字等用词遣句与“避严霜”与“伤心之树”典故、反用“游侠情”的情感表达等。该派诗人接受鲍照诗歌的原因，是王闿运和邓辅纶均有复古汉魏六朝诗的拟诗追求所致。此外，王闿运寒门出身与强烈的仕心也导致其对鲍照诗歌更能产生共鸣。而该派对鲍照诗歌的接受，具有特色复古追求、与抗衡同光体、寄托安放心灵的意义。
　　第五章从清朝统治者视角来探寻鲍照诗歌接受的剪影，以《数诗》《拟古》为接受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基于鲍照作为《数诗》首创者与文本符合统治者所好，及数字诗堆砌辞藻和典故的特点可被乾隆用以宣传政治口号，是《数诗》得以被乾隆、咸丰帝接受的重要原因。乾隆拟作之一还被“悬于养心殿壁间”传承至咸丰帝。但乾隆所好众多且拟诗艺术水平不足，故鲍照虽为帝王所好而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效应。嘉庆帝针对鲍照《拟古》的拟诗具有一定艺术水准，体现其受儒学教育熏陶的深入。
　　结语部分整体概括鲍照诗歌在清代的接受情况、接受特征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