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交易方式日趋开放包容,以物抵债的债务清偿方式因节约成本,方便易行,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所谓“以物抵债”,简言之就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一致以他种给付之履行代替原金钱债务以消灭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近年来,以物抵债相关纠纷呈现井喷趋势,笔者以“以物抵债”为关键词在“阿尔法”智能法律系统上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61248份民事判决书,由此可见,以物抵债的盛行,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纠纷涌至诉讼途径诉诸解决。但现实却是,我国法律法规对以物抵债行为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的规定基本处于空白,并没有详尽的制度体系予以解决。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法官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只能根据理论学说对具体问题进行裁判说理,但是,我国理论界在该问题的研究上也起步较晚,并存在生搬硬套其他国家或地区理论制度的情况,导致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存在理解偏差,造成理论上的模糊与混乱,进而在理论影响实践的摸索过程中,造成各法院裁判规则不一,裁判结果大相径庭。近十年来,只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就曾运用过“代物清偿”、“新债清偿”等各种理论学说对以物抵债所涉问题进行解释,裁判规则的波动与不稳定,给我国法律秩序统一性、司法权威性以及司法公平、公正带来巨大挑战和困境。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大量以物抵债纠纷司法实务判例,抓住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从实务争议入手,将以物抵债协议的法律性质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结合我国理论界现有研究成果并探寻域外立法对此内容的规定,论述“代物清偿”、“新债清偿”、“债之更改”等相关理论制度的法律内涵及性质,并在归纳总结其中的联系与区别后,提出笔者观点:我国以物抵债协议的法律性质实为代物清偿契约,在性质上应认定为诺成性合同,且应参照适用“新债清偿”的解释规则,认定以物抵债协议成立生效后,新给付与原给付并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分析以物抵债纠纷中涉及到的履行、时效与违约救济问题,笔者认为,在新、旧债务的履行顺序上应给予债务人选择权,更能符合以物抵债协议本旨,也是诚实信用原则与效率原则的要求。在时效上,应当认为以物抵债协议的签订导致原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中止,这有利于保护债权,也平衡了当事人之间的时效利益。最后提出在债务人履行新给付违约时,应区分履行程度给予债权人救济方式,首先在轻微瑕疵履行下,债权人仅可主张修理等瑕疵担保责任,若新给付存在严重瑕疵,或者债务人有迟延履行、拒绝履行以及履行不能等消极履行的违约行为时,债权人可通过回复原债请求权的方式寻求救济。笔者希望,在现有法律规定不甚完备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本文的研究与探讨,夯实以物抵债问题的理论基础,进而建立相关法律制度,弥补我国法律在此类问题上的缺失。同时,为审判实务在处理该类纠纷涉及的问题上提供可参考的解决办法,为将来形成统一的裁判规则作铺垫,保障我国法律秩序的统一性,延续司法公平、公正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