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侵权冲突法自成体系,可以从价值体系、连结点体系与规则体系三个方面把握其体系特征。当前我国的实证法存在重大体系缺陷,留有三个问题待澄清,包括了:“侵权行为地法”与其他系属公式之间如何协调、有无必要在准据法的适用上做进一步分割、“侵权行为地”应作何解释。这些问题有赖于运用解释论从体系性视角出发对《法律适用法》第44条做妥当解释而予以解决。系属公式的配置与协调关系围绕着侵权冲突法中的连结点体系展开。由于例外性条款与部分特殊侵权冲突规范的缺失,法院在面对具体侵权冲突案件时候,应根据案件的特殊性以及连结点所代表的利益取向,对“共同经常居所地法”与“意思自治”的适用范围作扩张或者限缩性解释。另外,“附属连结点”对于实现“冲突正义”与“实体正义”具有重大意义,可以通过解释论予以证成,实务亦需予以重视。有无必要在准据法的适用上做进一步分割关涉的是价值体系的实现问题。司法分割是美国冲突法实践的独特产物,且有重大缺陷,并不适合于我国。一些学者主张的立法分割易人为割裂侵权实体法内部规则之间的关联、挫败特定立法意图,亦不可取。从根源上来说,分割的运用是为了实现实体正义,通过类型化的方式运用立法分割才是妥当实现实体正义的首要途径。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避免主动运用分割,仅在当事人主动提起分割争点时,经判断具有分割的意义,可予以接受。跨境侵权中“侵权行为地”的解释与规则体系的运转具有密切关联。比较法视野中“侵权行为地”的解释无非就是单义模式与复义模式两种。单义模式须有特殊侵权冲突规范与例外性条款作为补充才能实现规则体系的妥当运转,并不适合于我国。我国宜采用复义模式,但是不宜全面运用有利受害人原则指导选法,而应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内化于“侵权行为地”的解释中,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实现特殊侵权冲突规则的续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