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重视礼乐教化和人文化成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据《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曾告诉其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周礼·保氏》中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周朝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两千多年来，崇尚人文教化的华夏民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以诗教礼教乐教相须为用、相辅相成的道德化育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诗教、礼教、乐教的本来面目已模糊不清，其被误解甚至被扭曲的现象多有存在。近年来，尽管学界有关于诗教、礼教、乐教的专门性的研究成果，但关于“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在以《诗经》为中心的此类研究中，从文学视域研究的成果较多，而从哲学或伦理学视域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诗礼乐”三者融通教化思想的研究，尚属阙如。同时，当下社会在道德教化、人格塑造方面存在着手段单一、模式僵化、效果不佳等问题，中国古代丰富的人文教化资源尚未实现现代转化。基于此，对先秦儒家“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不仅这有助于掘古代丰富的教化思想和伦理资源，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而且能为当今学校的道德教育和社会的道德教化找到有效的抓手和路径。
　　诗教、礼教与乐教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伦理意蕴，三者之间是相须为用、相辅相成的关系。《诗》教以抒发人内心之真挚情感为化育初衷，以情感濡化为主要教育手段，以达社会大“真”为化育目的。礼教以“修己以敬”为化育初衷，以“克己复礼”为主要化育手段，以达社会大“顺”为化育目的。乐教以广博易良为化育初衷，以心灵体悟、人格拔升为主要化育手段，以达社会大“和”为化育目的。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感感通是诗教的伦理意蕴；基于善良性情和理性规约人性的教化模式是礼教的伦理意蕴；基于情感和理性的中和美善是乐教的伦理意蕴。
　　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深藏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语之中。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领悟并构筑了一个以“兴于《诗》”和“立于礼”为基底、以“成于乐”为顶端的“金三角”式“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兴于《诗》”是通过对诗之“兴”和诗言志来培育人的道德情感；“立于礼”是通过礼仪对言行举止的规范和约束来淬炼人的道德理性；“成于乐”是通过乐对情感和人性的陶冶来和谐人的性情，达至情与理的和谐交融。
　　“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具有化育德性和人格型塑双重效用。以诗怡情、以礼修身、以乐通伦理是“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重要旨归，三者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了养情、修身与培育人格的重要关系。其中，君子人格的诗之型塑体现在君子有情、君子时中、文质彬彬；君子人格的礼之型塑体现在君子尚礼、君子制中、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人格的乐之型塑体现在合宜的君子情感、适度的君子行为、深远的君子感染力。通过对“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反思，有助于厘清诗与礼、礼与乐的异质互补和诗礼乐间的相融相通。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面临的当代困境主要体现在道德教化缺乏有力抓手，人格型塑迷失目标，人文化成缺少载体；其时代价值体现在诗教是生命情感教育的有效载体，礼教是立德成人的有效路径，乐教是人格教育的有效抓手。“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对当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有诸多启示和借鉴价值。通过对“诗言志”意蕴的剖析，探赜通过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深层内涵的透视，有助于构筑以诗化育情感、以礼培育理性、以乐升华德性的“诗礼乐”教化模式；通过对“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的分析，有助于检视“诗礼乐”教之间的异质互补关系有助于澄清诗教、礼教、乐教的本来面目，以走出诗教、礼教、乐教的教化实践误区。在当代社会，“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有助于型塑君子以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立德树人以助推全人教育，教化人伦以构建和谐社会。
　　总之，《诗经》中的“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是儒家教化思想的智慧结晶，其对中国古代的人文化成和社会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对这一教化模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所内蕴的蓬勃生命力，就能使其成为改善中国当代道德教育、增强社会教化能力和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