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可以说是实践哲学复兴以来所重点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理想国》的分析，来澄清柏拉图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本文无意于在历时的维度上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而是聚焦于《理想国》本身，以理论与实践为切入点，来探讨柏拉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及后世哲学家对柏拉图的回应。在《理想国》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表现为哲人与其所统治城邦的关系，柏拉图认为最好的城邦必须是哲人担任统治者或者统治者进行哲学研究，可见理论与实践统一于“哲人王”，所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可以视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具体而言，在《理想国》中理论与实践的交汇，或者说哲学与政治的统一，是通过对正义的探寻来完成的，柏拉图对正义的回答主要又是通过技艺论证得以阐明的，这个论证是理想城邦构建的基础性架构。但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同样传达了理论或者说哲人的沉思生活在等级上高于实践也就是城邦政治生活，那么哲人为什么要下降到城邦进行统治呢？再者，哲人在洞穴之外理观到的“智慧”适用于统治城邦所需要的“智慧”吗？这就引发了后世哲学家对此的不同观点。
　　本文导论部分简要梳理了，产生现代人们对理论实践看法的缘由，澄清了古希腊理论与实践的涵义，并且表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则从柏拉图探寻正义出发，具体论述了最美城邦的建立过程；第二章聚焦于柏拉图对“形式”的探讨，回答了最美城邦建立的形而上学基础，并且从对“洞穴比喻”阐释中揭示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并力图表明在一定城邦上柏拉图完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三章再次回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在本章中我将从后世哲学家的回应来看待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智慧与明智，认为明智是一种特殊的理智能力，它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制作的，更不是沉思的，而是在涉及对人或好或坏事情上的一种与正当的尺度相联系的行动的品质，并且他将哲学沉思生活和城邦政治生活完全分离开来而。阿伦特的回应则是，柏拉图不仅在真理层面引入了城邦所没有的“强制”的政治形式代替了意见层面上“说服”的政治形式，而且用工匠的“制作”模式来考虑“行动”；不同于柏拉图阿伦特认为政治的意见自身有其价值，哲学应当思考人的多样化追求的可能性，并为政治自由提供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