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是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泰斗级人物,其思想深邃,著作宏富,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温情与敬意。钱穆关于文学研究的专著不多,但从中亦可窥见其治学的基本思想――“和合会通”,这是他文学精神的核心,也是他做学问的指导精神。他对文学的研究远没有对文化与史学的研究更为出名,长期以来以一种边缘化的形态为人们所忽略。当前关于钱穆文学思想的研究,除两篇博士论文外(芮宏明《钱穆文学研究述略》全文和侯敏《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的一个章节)还没有一部专著面世,其研究主要以文化为背景来阐述钱穆文学思想的各个方面,着重点在对其观点的引用和发挥,缺少一条鲜明的线索,显得零散破碎。基于此,本文以“和合会通”为红线,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视角对钱穆文学思想进行了梳理与阐发,探讨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文学的深层分析。同时,对钱穆“开新”文学主张中的“新”作出初步的结论。任何文学都有着得以产生的土壤,这片土壤滋润着文学的发展,见证着文学的变迁历程;任何文学也都有着得以向前发展所依赖的传统,这传统奠定文学发展的基础,为其增添历史的厚重感。在20世纪初,处于动荡期的中国文学被推向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关于其何去何从问题,各派展开了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学要向西方学习,废文言,用白话,学习西方的文学思潮,与传统断绝血缘关系,我们称之为激进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要回归传统,保留文言形式,不可受西方因素的困扰影响,我们称之为保守主义。观点争论的背后隐现的是文学价值取向问题,即中国文学的发展到底是以“他”为主还是以“我”为主,是回归传统还是抛弃传统,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成为文学革命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是中国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钱穆文学思想的产生便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而展开:一是纵向的继承发展,二是横向的借鉴吸收。前者指的是同一体系内部同一事物历时的转生与继承,后者指的是同一体系内部不同事物或不同体系之间的交融吸收。任何文学都处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