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颁行是我国法治史上的重要时刻,在第533条情势变更规则中,首次将再交涉制度写入法律当中,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合同履行僵局问题,同时也将再交涉设置为情势变更情形的法定前置程序。再交涉制度的确定是国内外立法的趋势,我国民法典吸纳该规定,将会对情势变更原则具体适用产生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司法解释、法院指导案例的示范不足之处进行修正,使得情势变更原则能够更好地解决合同纠纷,甚至类推扩展到其他领域,在解决实践问题中大放光芒,如新冠疫情导致的合同无法履行纠纷。再交涉制度法典化,增设当事人诉前协商制度,体现了民法领域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同时有助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降低合同履行不能概率。其次,再交涉程序前置,虽然引起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但是再交涉制度在二者的价值选择上恰当地进行了融合,立法技术与立法宗旨值得认可,但再交涉制度如何解释适用尚存在部分争议,如再交涉制度的法律性质是采用传统权利说与义务说来解释,还是另辟蹊径的程序前置说更合理;再交涉当事人能否中止履行;损害赔偿责任如何界定与划分问题等。当事人之间如何进行再交涉并未得到司法解释回应,若不解决好上述问题,势必会影响再交涉制度在情势变更法律效果中的具体构造以及适用,因此必须要对再交涉具体适用规则进一步完善解释。虽然《民法典》引入再交涉制度值得肯定,但是简单的法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施行再交涉义务存在障碍,因此本文力图对再交涉制度进行解释,解决再交涉适用存在的困境,发挥再交涉制度的最大功效,为我国再交涉制度的运用提供具体的解释路径。本文以问题为导向,采用逐层递进方法探讨再交涉制度的适用,同时采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判例研究法、语义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通过对我国再交涉制度的立法、司法状况进行整理分析,探讨存在的问题,进而针对问题提出解释路径,完善再交涉具体适用制度,即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第二章对再交涉制度立法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先对权力说、义务说进行评析,得出这两种模式不存在实质上差异的结论,并提出采用程序前置说进行定性,然后再对程序前置说进行法理探究,推理出再交涉先于诉讼程序有其正当性,同时基于程序前置说的定性下进一步完善解释再交涉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再交涉时间节点的界定、当事人再交涉期间界定以及再交涉履行证明责任分配,保证再交涉程序前置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章探讨再交涉例外规定,即当事人再交涉过程中能否中止履行,先对其进行正当性论证,再区分中止履行权适用的合同类型,指出中止履行只适用于一般的民商事合同,不适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民事合同,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中止履行的具体适用,进而降低中止履行风险,包括明确再交涉中止履行起止时间、从担保法角度规制中止履行风险以及中止履行的及时通知义务。第四章立足于再交涉程序前置基础上,探讨再交涉损害赔偿责任划分问题,再交涉程序前置实质上也承认了再交涉义务,而再交涉程序前置究竟属于何种义务值得探究,故本章先对主流学说进行辨析,认为再交涉程序前置属于附随义务,然后界定再交涉损害赔偿时间跨度,指出损害赔偿只存在再交涉开始之后,最后对再交涉损害赔偿适用提出相应的建议,包括缔约过失情形对再交涉损害赔偿的借鉴、明确再交涉过程中损害赔偿影响因素、损害赔偿范围影响因素界定,使损害赔偿有理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