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不同,送转股利政策相较于现金股利更能受到我国股市投资者的关注,由于高送转之后普遍存在的短期“填权”效应,投资高送转股票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炒作热点之一,在实务领域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高送转作为一种股利分配政策,是公司金融理论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牵动着公司的投融资及其他财务活动。我国创业板作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实践,于2009年正式成立,属于深市A股。目前,我国对股利政策的理论和实务研究主要集中在沪深主板,而对新成立的创业板涉及较少。与主板相比,创业板公司在股本规模、财务基本面指标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对创业板的高送转股利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提供合理建议。本文主要研究了自创业板成立以来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预案公告披露的市场效应以及影响高送转实施频次的相关因素。本文选取自2009年创业板成立以来至2017年会计年度曾在中报和年报进行过每10股送股及转增股数之和在10股及以上的高送转股利政策的上市公司股票作为样本研究对象,共有457家公司和702个作为事件日的送转预案公告日。其中中报送转114次,年报送转588次。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样本公司按其自上市以来实施高送转的频次为标准进行分组研究,其中只有一次高送转的创业板股票有261只,2次高送转股票有153只,3次高送转股票有37只,4次高送转股票有6只。首先将所有样本按只进行过一次高送转和进行过多次（频次为两次及以上）高送转的股票分为两组,再对多次高送转股票中送转的次序进行分类,运用事件研究法分别进行短期市场效应的研究。得到的结论为,一次和多次高送转的股价在事件窗口内的累积超额收益CAR均显著为正,且平均超额收益率在事件日当天显著不为0。对比一次高送转和多次高送转的市场效应,本文发现多次高送转股票的市场效应更加强烈,并且在事件日发生前后,两组样本平均超额收益的对比发生反转,事件日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可能性也越高。通过对比不同送转次序的多次高送转股票,本文发现送转的次序与累积超额收益CAR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公司在进行第4次高送转时并没有获得显著为正的CAR。接下来本文对上述分组样本进行二次筛选,剔除掉上市不满3年的创业板公司,共有344家样本公司,其中有166家公司自上市以来进行了一次高送转,进行过两次、三次和四次高送转的公司分别有135、37和6家。本文运用logit多元排序选择模型来探究有哪些因素会对创业板公司进行高频次高送转的概率产生影响,并得出了以下一些初步结论:首先,股本扩张理论在我国创业板公司样本中成立,公司IPO时的股本数与进行高频次高送转的概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同时,信号传递理论在我国创业板高送转公司中成立,即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成长能力与高频次高送转行为的概率正相关。其次,最优价格区间理论也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中得以验证,公司平均股价越高,越有意愿进行高频次的高送转行为。再次,高送转公司进行第一次高送转时在事件窗口[-10,10]内产生的最大CAR与高送转的频次负相关,但CAR对高频次高送转的概率影响作用较弱,可以解释为公司进行高送转的目的并不是使投资者获得超额收益,可能仅是利用市场对高送转题材的关注而进行炒作。最后,企业每股自由现金流与高频次高送转行为的概率成负相关,说明公司现金流情况的基本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市公司的送转行为。综上所述,创业板进行多次高送转的动因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公司违背基本面而进行多次高送转,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有些公司是根据自身能力进行合理送转。投资者在投资时需要关注这些公司的实际情况,采取长期价值投资的方式,而不要盲目追随热点题材。最后,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只进行了高送转预案公告发布的短期市场效应研究,而没有考虑长期影响,并且只选取了一个事件日,数据分析不够全面。另外,对高送转频次影响因素的研究部分由于时间精力有限,可能会遗漏一些因素,并且本文忽略了对送股和转增股票不同股利分配方式的区分,这也是文章的改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