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污染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其粗放式增长理念下的非效率投资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绿色信贷政策旨在通过限制资金流入污染领域,促使重污染企业调整投资行为。绿色信贷政策是否能够提高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政策效果在重污染企业中是否存在群体差异,其影响机制如何,值得展开研究与探讨。基于信贷配给理论、环境风险管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三个方面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从异质性作用来看,融资环境的差异化导致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方面的异质性;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导致政策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债务成本和融资约束两条途径,影响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梳理历年来的绿色信贷政策发现,随着我国绿色信贷的监管体系逐渐完备和执行层强力贯彻,绿色贷款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取得良好发展,但也存在余额占比较低、结构不平衡等问题。同时测度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发现我国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明显提高,并在产权性质和地区方面呈现异质性特征。为刻画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现实影响,选取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和异质性作用,并进一步考察债务成本和融资约束在绿色信贷政策与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从而提高其投资效率;（2）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存在异质性作用。产权性质方面,政策显著提高了国有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地区方面,政策显著提高了东部和中部地区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而对西部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3）债务成本和融资约束在绿色信贷政策提高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过程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政策通过提高重污染企业债务成本,进而提高其投资效率;通过使重污染企业产生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其投资效率。因此,进一步深化绿色信贷改革、消除其在重污染企业间产生的群体差异、完善两者间的传导路径成为当前提升绿色信贷政策优化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政策效果的客观选择。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研究视角方面,尝试考察绿色信贷这一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议题,影响微观个体即企业投资的政策效果,并通过量化为投资效率的方法呈现政策效果。研究内容方面,将债务成本作为中介,更具显示度地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中介作用。